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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化为可推行的政策。许多人都会认为，美国对苏联冷战的胜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因为是它打开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大门。奈本人也举例指出，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大卫？杜鲁门（D*id　Truman）的访学经历对亚历山大？亚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成为苏联政治局委员后在自由化问题上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冷战的胜利就是西方文化和价值的胜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起人们对美国软实力担忧的也是其外交政策。本文一开头所说的美国国际形象大幅度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外交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很大。这里的问题是，软实力所体现的吸引力应该是一个自己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包含二个阶段，首先是获得对方的认可和赞同，然后是愿意接受并行动。只有第一个阶段也可以表现为某种吸引力，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有第二阶段的产生。一种文化和价值可以受到欣赏、肯定和喜欢，但并不一定被接受并转化为接受者的行动。当意欲通过某种政策和行动来刻意推动对方进入吸引力的第二个阶段时，其结果就可能不确定了，有可能会促进第二阶段的到来，也可能会碰到阻力，甚至反过来损害第一阶段的吸引力，软实力因此不但不能增强，甚至可能受损，进而影响其硬实力。冷战后美国政府一直把*、*列为其对外政策目标，意欲促进进入吸引力的第二阶段，但其实际结果在许多地方遭遇反弹，并反过来有损美国的软实力。其中软实力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就被混淆在了一起，从而导致了许多问题，最终引起人们对其软实力受损的种种忧虑。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4）

奈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因此在软实力的三种来源中把文化价值和政策区分开来，指出：“反对美国的政策并不等于通盘反对美国。对政策的反应比对文化和价值的内在反应起伏更大。”也就是说，导致美国软实力受损的主要是美国政府一些不当的对外政策，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还是充满吸引力的，是能够为美国软实力加分的因素。美国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对美国软实力的破坏尽管还没有大幅度地影响到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软实力，但对于奈的政策谏言来说，政策设计者和执行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这里面所存在的问题，在制定政策时要善于运用美国的软实力，避免损害美国的软实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不但面临着政策问题，而且面临着一个结构问题，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的全球化。奈在探讨反美主义这个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的问题时发现，全球化构成了反美主义的一个新结构，它使得反美主义更有整体性，更难应对。这里面几种认知和力量纠结在一起，成为正在全面耗损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新结构。

这样，从美国软实力的结构和变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软实力有其价值和文化层面的结构，也有其工具层面的结构，而真正成其为软实力的结构则更多地存在于其价值和文化层面，工具层面的软实力更多的是为价值层面服务的，可以累积价值层面的软实力，可以促进价值软实力的增长，而处理得不好，则会耗损价值层面的软实力。因此，对于软实力的构建讨论来说，价值层面的软实力更有实际和长远意义，工具层面的讨论不应构成目的本身，而更多的是为价值层面软实力的构建服务。

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和价值或一种文化和价值的所有方面都能成为国际上的软实力，只有那些能够为其他国家所理解、学习和仿效的内容才构成国际上的软实力，特别是可以被工具化或政策化的软实力。“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