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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了一个正义合法的机会来试探中央的实力，他们跃跃欲试又心怀忐忑，于是各地都督联合起来挑战中央，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结果都督们成功了，都督之一的齐王更是一跃成为新的执政者。但此时执政者的含金量已经降低，执政者再也没有以往那种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赫赫威权。事实摆在眼前，皇帝只是纸老虎，中央执政也只是纸老虎，尝到甜头的地方都督心中难免会这样想：“既然齐王打进洛阳就能成为执政者，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

实权人物动了这个贼心，“八王之乱”就彻底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阶段，晋王朝也加速全面崩溃。此后，河间王、成都王、王浚等人动辄攻打洛阳，动辄劫持皇帝。司马衷彻底沦为玩偶，圣旨朝令一文不值，执政等同狗屁。

因此，齐王到手的权势全都只是幻影，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大败局，没有人从中获益。

齐王入洛阳是在永宁元年六月乙卯。当时大局已定，惠帝复位，赵王已在两个月前被毒死在金墉城。

勤王既已成功，就没有继续拥兵自重的理由，如果齐王是一个纯臣，他就应该解散招募来的军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然后入朝觐见。但是齐王没有，不仅没有，他还在继续接纳从江南、淮南各地投奔而来的游兵散卒，同时联合新野公的荆州军，拥兵几十万，战争结束之后齐王的军队反而超越了战时。

齐王的动机明显不在于护卫皇帝司马衷，而是与成都王等人争锋立威，以求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多分得一杯羹。

齐王虽然动机不纯，但也不宜对他责备太过。大乱之后必有大赏，这已经成为惠帝一朝的规律，文臣向往在和平盛世里平步青云，武将则最希望国家多发生战争，好树立军功升官发财，古人所谓“乐国家之多故”，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乱世将至的时代，千万别指望这些手持利刃的家伙会无偿替人卖命，所以齐王必须喂饱麾下的那些将领、士兵，否则就会军心涣散，导致众叛亲离。

而这并非齐王一人的处境，成都王、河间王也是如此，他们拥兵赴洛的动机表面上是忠君爱国，实际是邀功讨赏。成都王的十几万大军就一直驻扎在京城；连在勤王过程中未发一兵一卒，没有立下任何功劳的河间王也亲自带领关中大军，冲到洛阳去捡现成便宜，作为勤王大计的倡议者，勤王运动的总指挥，齐王当然不甘心落于人后。

齐王司马冏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的心计贯穿《晋书·齐王司马冏传》的始终。齐王善于揣摩人意，也擅长表演，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展示对自己最有利的姿态，以趋利避害，争取最大利益。

齐王司马冏是已故的齐献王司马攸的第二个儿子。司马攸有四个儿子，依次是司马蕤、司马冏、司马赞、司马寔，其中司马赞六岁早夭，活到成年的有三子（《晋书》关于此处前后有矛盾）。司马攸将长子司马蕤过继给早夭的弟弟辽东王司马定国；又将司马赞过继给另一个早夭的弟弟广汉王司马广德，后来司马赞也夭折了，就将司马寔代替司马赞过继。

四兄弟之中，唯独司马冏被父亲留在身边，表明司马攸对这个儿子别具青眼。少年时期的司马冏几乎就是父亲的翻版：为人谦和、仁爱、好施惠于人，有良好的口碑，史书上说他“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

后来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争嗣失败，被武帝逼死，年仅三十六岁。不期而至的死亡令司马攸措手不及，他当时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具体的表现就是他还没来得及册立嗣子。所以司马攸暴毙之后，无人能够继承他的齐国王位。

对于弟弟司马攸的英年早逝，武帝的心情一半是愧疚，但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为了掩饰兄弟阋墙的事实，标榜自己是个好哥哥，武帝两次亲自到司马攸灵前吊唁，哭得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