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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晋朝这方面的制度与东汉相仿。

“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这些有现成的；护卫数千可以从邺城诸军里调拨；所谓“五时副车”，就是五辆安车，每辆车由四匹马拉掖，分别涂成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一定组合排列，邺城有现成的安车，连夜涂上颜色也可以炮制出来；难以准备的是皇帝坐的金根车，因为它不仅是一辆车那么简单，车身上还要装饰许多御用器物，当时惠帝的服御已经散落在战场上，除了身上穿戴的，其余都无从寻觅，而且御用器物都是违禁品，任何人擅自拥有、使用都是重罪，所以不可能从民间购买，赶制又来不及。

怎么办？金根车是整个卤簿的中心，总不能让皇帝坐裸车吧。成都王想起三年前惠帝曾试图给自己加九锡，自己虽然推辞未受，但是那“九锡”之物并没有带回洛阳，至今仍然躺在邺城府邸。成都王赶紧取来那九件礼器，吹去灰尘，装点在金根车上。

车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有更棘手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惠帝穿戴整齐。皇冠在战斗中摔坏了，左右请求摘下来修补一下，惠帝很合作；龙袍沾满了血迹汗渍，左右请求脱下来洗洗干净，这次惠帝不合作了，他揪住身上的衣服，好像生怕别人来抢，一再告诉左右：“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惠帝自从到了成都王军营就一直在哭，始终没停下，此刻傻劲一发作执拗无比，任谁如何哄骗都无济于事。成都王看着哥哥垂泪抱胸一脸憨态，可笑又可气，还可哀。

正一筹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聪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邺城除了司马家，还另有一个皇帝。成都王一点就通，他马上派人到陈留王府，征用天子御用衣物。

原来三十九年前晋武帝受禅之时，仿靠前辈魏文帝曹丕的作法，以对待天子的方式对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准许他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上书也不用称臣。曹奂此后一直居住在邺城，两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刚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比晋朝大部分皇帝的寿命都长，晋朝廷追谥曹奂为“魏元皇帝”。如今的陈留王是曹奂的儿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称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奂的遗物。

这个猜测马上得到证实，陈留王当即送来天子纹衣，还有装饰皇冠用的貂蝉、鹖尾等物，惠帝这才得以穿戴整齐的在邺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后只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想借此扭转舆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当时也好，后人也好，都认为“荡阴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认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虏，《晋书》中将北征的军队称作“王师”，成都王与“王师”作对，自然就是叛臣。

平心而论，这件事上成都王其实有点冤，他指出御驾北征并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挟持，这确实是事实，但社会舆论其实并不关注是否符合事实，它只表达舆论传播者的情绪而已。

成都王有三个问题经不起询问：

一、如果成都王是忠臣纯臣，怎么忍心将天子的万乘之体置于枪林箭雨之中，而惠帝果然就在战斗中挨了三箭、伤了脸颊，差点丧命？

二、如果随扈北征的都是劫驾的逆臣，那该如何解释嵇绍的舍命救驾？嵇绍的血不是泼在惠帝的龙袍上，而是泼在了成都王的脸上，洗都洗不掉。嵇绍死后随即被公认为忠臣的典范，以至于成都王的盟友河间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态，要上书追赠他为司空，进爵为公；后来晋怀帝、晋元帝都先后给嵇绍追赠官爵，嵇绍最后被定爵为侯，官职为太尉，谥号为“忠穆”。四百年后，唐朝人奉旨修撰《晋书》，嵇绍的传记被列入《忠义传》，排列第一。

三、自从被立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