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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抗拒暴力强权的潜在力量，孕存在古代哲学美学和古典诗里的视野（譬如，1976年在美国出版的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包括道家为抗拒“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霸运作所提供的“去语障解心囚”的策略，进而探索和认识西方现代哲学诗学因为批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系统“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强制行为而切入／回响东方的思域的诡奇蜕变……第二次愁渡：自愿的放逐？不自愿的放逐？来到美国而慢慢变成被人称之为跨文化的一个“场域”，一个pass／port（所谓护照／通运港），在两个文化的夹缝间，满溢着张力，满溢着战栗，满溢着恶梦，在不同的地方的夹缝间，在风景的夹缝间，在焦虑的夹缝间，永远夹在中间，永远错置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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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在这里谈谈我到台湾前在香港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香港，这个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的姐妹城市，对我这个刚被逐离开“亲密社群”的乡下十二岁的小孩子而言，冲击很大：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加上一种特有的文化、民族意识的空白。英国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采取利诱、安抚、麻木制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务的工具，制造原住民一种仰赖情结，使殖民地成为殖民者大都会中心的一个边远的羽翼；仰赖情结里还包括弱化原住民的历史、社团、文化意识，并整合出一种生产模式，一种阶级结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的环境，直接服役于大都会的结构与文化，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即透过物化、商品化、目的规划化把人性压制、垄断并将之工具化的运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识的帮凶；殖民文化的利诱、安抚、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经济化商品化到一定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在文化领域里，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杂志泛滥着煽情、抓痒式的商品文学，大都是软性轻松的文学，不是激起心中文化忧虑的文学，其结果是短小化娱乐性的轻文学，读者只作一刻的沉醉，然后随手一丢，便完全抛入遗忘里，在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的表面滑过，激不起一丝涟漪！对历史文化的流失没有很大的悲剧感，偶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声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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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2）

反讽地，就是在这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中的焦虑与孤独里，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是我的幸运，在无边的忧郁里，在当时甚为活跃的《中国学生周报》的学生聚会里，我认识了当时的诗人现在的名画家王无邪。用西方的典故说，王无邪就是带领我进入

诗乐园的维吉尔。我当时谈不上是个作家，更不用说诗人了，但因着他耐心的劝进，我慢慢写起诗来，更多的鼓励来自他的好友，当时被称为

“学生王子”的诗人昆南，不但鼓励，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对我写诗的成长极为重要的诗刊《诗朵》，因为在办这三

期的期间里，我写诗，阅读成千以上的中外诗人，选登选译，包括重新肯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诗人。从无邪和昆南私人的收藏里，猛啃中外

的诗人，除了在乡下小学时便开始念的《古文观止》和旧诗之外，我投入最多时间的是五四以来的诗人，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诗人，并从他

们那里学到很多技巧：“意象内在的呼应”，“场景的变换”，“保持事物刻刻在眼前发生”，“戏剧场景的推进”，“事件律动与转折的紧

扣”等（见我的《我与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一文），帮我完成后来诗中利用音乐的驱势、气氛的凝融以达致气氛弥漫和腾腾进展涌动

的效果。外国的诗人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