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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爱戴。出外募兵的诸大臣又贤能有信，不久之后，浩荡归来，倾全国之力，不信不能一举荡平这股乱军。所以我们固守京城，以待援兵，实是当前最佳的选择。如若弃此就他，离京而去，则必根本动摇，定会人心大失。那么只怕我等从此将千里逃亡，无有终日了。

方孝孺这话可谓直指太祖朱元璋屠戮功臣之过，又挑明了战争的利害关键所在。一言中的，也一言震住了全场。他的大胆与精细使得全场鸦雀无声。有意迎降和主张将齐泰、黄子澄等大臣绑缚送交敌营的，本来就心虚，自不敢多言；主张退避的，恐怕真个被方孝孺料中——千里逃亡，无有终日，自不敢多言；那些不表意见的人，多是力主削藩，但由于战事失利，祸及京师，怕皇帝降罪，自也都不敢多言。

全场里就只有方孝孺的声音。建文帝知道，自己只好、也只能听从——国事如此，唯直臣可倚了。幸好刑部尚书暴昭此时站出来，声明支持方孝孺的意见，那些一时之间持观望态度的大臣这才忙不迭的随声附和。

主张既定，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将城外未曾逃走的居民迁入，坚壁清野，不让叛军在附近找到粮食、抓到壮丁。其次就是封城，选派将领，调出五都督府衙的军队分守京都九门，全城*，不准闲杂人等出入城门，以免叛军探子混入刺探虚实或内贼与外匪互通消息，里应外合。

这其中，以面北的金川门、中华门、康顺门最据要冲，直撄叛军兵锋。须得选派最重要的将领据守。

时在京中，能征善战、立有显赫战功的不过二人。

一是长兴侯耿炳文，此人早年随太祖攻打陈友谅，前后数十战，无一败迹，堪称元功宿将中的硕果仅存。在燕军初叛时曾被拜为平燕大将军，领十三万南军与叛军战于真定，不幸初战失利，只能退守，不能冲锋。建文帝急于削藩安天下，闻其战而无功，非常不满，便将他召回京师，以颇负虚名的李景隆替之，结果李景隆带领号称百万的大军，轻急冒进，竟被朱棣不足十万的燕军全面击溃。建文帝这时才认识到耿炳文稳实作战策略的重要。所以，建文帝便选派他去镇守中华门。

另一个是盛庸，他本是济南道上的一个布政使，因为组织义勇，联合地方卫所军人，成功的打败了进犯山东的燕军，所以继李景隆之后被拜为平燕大将军。盛庸拜将后，取得了东昌战役的胜利。然而毕竟南军主力已在李景隆指挥的郑村坝、白沟河两大战役中损失殆尽。盛庸虽贤，精于战事，但朝庭一时之间兵微将寡，他又能奈何呢！所以，当听闻敌军绕道山东，直捣京师，已经连续攻破几个江北重镇时，建文帝便将之从济南急召回京，商量应对之策。此时形势所需，便选派他去镇守康顺门。

中华、康顺二门有重将把关，不怕敌军进攻，可是金川门呢？有谁能胜任这镇守之职呢？建文帝思之再三，实在想不出京中还有谁能像耿、盛二将军一样精于战事，军功显著。没办法，他最后只能征询于专管军籍、军政的都督府，没想到等了半天，五大都督府的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竟荐不出一个将军来。最后还是左都督府的都督徐增寿吞吞吐吐、勉勉强强的荐出一个名字来。

一听他报的这个名字，建文帝就气不打一处来，为何？原来，徐增寿举荐的竟是败绩累累、声名狼籍的国公李景隆。

要知道，大明百万南军，便是被这位曹国公带垮的，建文帝自觉没有将之削爵处斩已经是仁之义尽了，没想到，竟还有人敢在此时、竟在此时举荐这个人。

鉴于这个推荐荒唐至谬，建文帝当然不会一笑而过，他一定要问出个子丑壬卯来。徐增寿给出的回答却让他大为一怔。徐增寿是这样说的——“曹国公自拜平燕将军以来，屡有败绩，这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放眼今时今地，论资历，他在洪武二十四年曾与凉国公、魏国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