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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标准是；改革程序是自愿的；不需要按照上级机关的意图进行；这向*政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城乡的竞选组织者特别引人注目；它们是经济领域内新的管理组织；是考核和监督领导干部经济活动的机构。这样巨大而又昂贵的项目自然只有与党组织合作才能进行。由此推知；这些项目被用于对外展示*化方式；但又取决于项目领导的创造力；因此这样的项目实际上也导致更多的透明度、参与和组织改造。

其他研究组织通过“个人的桥头堡”与次级政治组织进行合作；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和外贸部关系密切。这些“桥头堡”常常扮演研究所的中介人和组织者角色；因为研究所内的同仁很少有机会相聚；而它们能使来自不同城市和机构的同行相聚在一起；并利用这种方式建立有效的思想传播与实施渠道。

非正式的研究所可能与高层政治决策领导建立松散的联系。例如；北京和上海批评现代化的讨论群体就很有影响；因为他们阐述、分析和谴责日常问题、社会弊端和丑闻；但并不提出具体的解决建议。他们关注失业工人、贫困农民、*、环境保护、道德衰落、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关爱他人与责任等议题。

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内部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体已经开始行动；甚至争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候补资格。同时；人们把发起人理解为利益集团代表的代理者组织。由此；政策咨询用于创建必要的公民社会结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对参与机构和从事政治启蒙工作的责任心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一体化。

中国的基层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居民选举村和部分地区的乡领导作为政治改革的基础非常有效。改革过程首先从农村开始；试验成功后向城市转移；因此选举过程一般先在农村开始试行；后来扩大到城市居民委员会。20世纪50年代初在城市居住区开始建立的城市居委会重新改变结构。最重要的原因是单位结构的侵蚀、居民流动性增加、城市贫困和失业的增加以及缺乏私营经济的组织结构。此外；还有家庭和价值观的蜕变以及社会和公共安全的影响。

与以前不同；基层选举提高了居民的参与程度；增强了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强化农村或城市居民的身份。负责选举的民政部指出；基层选举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当农村居民18年来首次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城市居住区（社区）目前的选举形式主要是从选举代表中选举居委会；但少数地方已经尝试从所有居民中进行*；这种*作为未来模式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尽管如此；这种选举仅具有半竞争的性质；因为它由党组织控制并占主导地位。半竞争的概念意味着不是党与党之间进行竞争；而是党内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或者是党员与无党派候选人之间竞争。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11）

尽管在农村和社区选举是以动员的（而不是自治的）选举形式进行；党在间接选举的情况下要监督候选人名单的提出和选举委员会的开会；但如果想否认这样的选举具有参与性色彩；那就错了。调查表明；被调查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理解法律文本上确认的“权利”增加了。此外；动员式选举形式为选举人创造了机会；并对候选人设置一定的限制（对选举人进行解释的义务或再选时遵守选举承诺）。

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上主动的公民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化的重要标志。由于缺少物质前提条件；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还为时过早。在直接选举和政治参与成为核心要素之前；首先需要实现经济安全。只要人们首先必须解决直接的社会问题；并为每天的生活忙碌；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作为生活本质的一部分所发挥的作用就不会太明显。

根据马肖（）的观点；公民与3个要素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