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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因为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
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
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没精神。政治**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