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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如此便利、民主共和风气渐开,咱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请进来呢?”
杨度稍稍一愣:“百熙的意思是?”
孙元起解释道:“所谓‘走出去’,就是上至大总统、内阁总理,下至各部部长、次长等,在合适时间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走访慰问、调查研究,乃至探究实情。比如近期苏北遇到旱灾,就可以前去探视灾情具体如何,然后决定应该如何救济;再比如河南地方不靖,便可以亲临该地区检查战备、督促作战等等。如果时机允许,甚至可以到周边的国家走访交流。”
在孙元起的印象里,后世各国元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费在奔赴各地调研、出国访问上面。而在民国初年,从上到下,大家根本就没有主动走出京城的念头和意识!(未完待续。。)
四八六、得民心者得天下(下)
汤寿潜大吃一惊:“难道百熙你打算四处巡视,乃至出国访问?如今军旅未息,民生艰苦,四海动荡,八方告急,我们本应当镇之以静,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何况现在民党余孽横行江南,北洋残部密布华北,若是有不逞之徒,效博浪之椎(张良在博浪沙命人用大铁椎行刺秦始皇),行豫让之举(豫让埋伏在桥下行刺赵襄子),那可如何是好?都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熙你一身不仅关乎新中国党的兴衰成败,更关系到国家气运,岂能轻易以身犯险?”
这也难怪汤寿潜吃惊,中国古往今来数百位皇帝中,外出巡狩封禅或者借着体察民情名义出京胡天胡地的皇帝倒也有那么几位,可出国访问的事情还真没人干过。据历史记载,中国国家主宰第一次以“元首”身份出访外国的还数常凯申,那是1942年2月4日至21日他在出席开罗会议之前顺便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人。
——虽然在此之前,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数次浪迹海外,与日本首相等磋谈“中日提携,拯(gua)救(fen)民国”计划;常凯申也曾于1923年受孙中山委派,以孙逸仙医生代表团团长的名义访问苏联;或许还可以追溯周丞相、朱太尉、邓太宗等人早年周游亚欧之事。但这些人在出国之时都不是国家元首!
杨度也道:“现在大总统软弱无力、国会名存实亡,百熙你虽然名为内阁总理。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元首。一旦外出,警卫森严则地方扰攘,费用浩繁;轻车简从则容易被宵小之辈所乘。为祸非细,当日在东北为人所刺身中三枪便是前车之鉴。所以百熙你最好还是谨慎外出!”
听到杨度提起三四年前东北那桩子事,孙元起仿佛觉得受创处还在隐隐作痛,却还是摇头道:“当年东北遇刺之事纯属意外,咱们岂能因噎废食?再者说,现在是民主共和社会,朝为总理暮为路人。何必端坐在九重宫闱之中故作高深神秘?”
汤寿潜又劝道:“可是现在天下初定,政务繁殷,事事都需要你拍板定夺。你怎么能一走了之呢?而且眼下距离清帝逊位不过两年多时间,国内对于君上的看法还秉承皇权时代的规范,觉得君上应该勤勉节俭、仁慈爱民、摒除私欲、戒绝冶游。若是百熙经常出京巡视,只怕民间舆论会有负面之词!”
孙元起知道改变这种成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下只好稍稍退让:“当然。孙某出京之前定会仔细权衡好政务与巡视的关系,不会如同黄鹤似的一去不返,更不会根刘禅一般乐不思蜀的,还请蛰翁、皙子尽管放心。”顿了一顿又说道:“所谓‘请进来’,既包括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也包括把洋人请进中国来。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家积贫积弱,为了防止东西洋各国窥伺,便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内地随便经商游学、开矿建厂。唯恐他们见到好东西便动手抢走。
“现在中国境内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只怕洋人比咱们自己还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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