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4/4 页)

兴》）。按“比”与“兴”作为两种艺术手法，应该说本无高低贵贱之分的。但刘勰以为用比忘兴是“习小而弃大”，就因为在他看来，“比”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以此物比彼物，唯以“切至为贵”；而“兴”却在艺术形象的背后，蕴含着具有普遍价值的伦理意义，如“关雎”之象征“后妃之德”，“尸鸠”之象征“夫人之义”，这就叫“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大就大在它具有一种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性。比体之中，虽然也有“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之类，但这只是对事物外在特征的比喻，而不是对事物内在性质的象征，本质上与“麻衣如雪，两骖如舞”之类无异。因此刘勰重“兴”轻“比”，说到底，还是要求艺术内容具有社会伦理意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文学的特质（5）

刘勰的这一思想，在《谐隐》篇表达得十分明确。作为一种文体，刘勰并不特别贬低和排斥“谐辞”、“隐语”。他说：“蚕蟹鄙谚，狸首淫畦，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隐语，亦非弃矣。”但是，他强调指出：谐隐“本体不雅，其流易弊”；而其主要流弊，则在于“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诸如东方枚皋，“无所匡正”；魏文薛综，“无益时用”；魏晋滑稽，“有亏德音”；——总之是“谬辞诋戏，无益规补”。刘勰认为，“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其体虽小，其义宜大。古代优秀的谐辞隐语，“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或“抑止昏暴”，或“意在微讽”，因而“被于纪传”，“载于礼典”，“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故也。所以刘勰强调，谐辞隐语必须“会义适时，颇益讽诫”，也就是必须在这种“浅”、“俗”的语言和文体中蕴含深刻、高雅的思想意义，这和他要求艺术形象“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思想是正相一致的。

很显然，“兴治济身”也好，“弼违晓惑”也好，或者《明诗》篇提出的“持人情性”也好，都是一种社会作用，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因此，刘勰的理性原则，也就只是一种实用理性原则，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神性理性原则不同。柏拉图认为文艺没有用，诗人应该被赶出理想国，因为文艺作为“影子的影子”，无法达到神性的真实；亚里士多德则把人们称之为美的东西叫做神的“目的”，认为万物都是神的艺术品，而人的艺术既以神的意图和目的为摹仿对象，也就可能比现实生活更美也更真实。表面上看来，亚氏这一观点和刘勰颇有相似之处，但刘勰虽以“文”为“道”的艺术品，但他的“道”归根结蒂却不过是披上了一件神秘外衣的儒家之道。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天道”终究是人道，“神理”终究是伦理，“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制人纪”（《宗经》）。所以刘勰才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序志》），文学的作用，最后仍然落实在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之中，而不是在对神性、神理、神道的摹仿和认识之上。尽管在《原道》篇，刘勰把这“天道”或“神理”硬派作了儒家伦理之道的根据，但这根据一旦在本体论部分完成了它的使命后，也就不再被提及了。

相反，刘勰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文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政治伦理方面的作用：诗应该“持人情性”（《明诗》），歌应能“化动八风”（《乐府》），文章“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表》），连谐辞隐语也必须“颇益讽诫”（《谐隐》）。这些观点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多次被提及，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