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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缺少像郑玄那样的笺注。后来唐代人孔颖达又做了“疏”。传是对原诗的解释，笺是对传的解释，疏又是对笺的再解释。这三家合起来就成了后来的《毛诗正义》。《正义》里面有序，分大序、小序。小序是列在每一首诗之前的，用来解释各诗的题旨的，大序只有《关雎》一篇才有，相当于后世的总序。小序的作者相传是子夏、毛公，子夏就是孔子的弟子卜商，做过春秋时魏文侯的老师；大序的作者，郑玄认为是子夏，但从朱熹开始，都认为是东汉卫宏。朱熹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的：“（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范晔又是根据什么认定卫宏作《毛诗序》的呢？不得而知了。如此，我们是信郑玄的还是信范晔、朱熹他们的呢？这很难说清楚。不过，是谁作的我们暂时可以撇开，不管是子夏还是卫宏，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从汉朝开始，《毛诗序》就已存在，并且宋代都接受了《毛诗序》的观点。

关雎：会错了意的千古绝唱（2）

费了这么多笔墨讲《毛诗序》，似乎无关宏旨，其实大有必要。因为，一篇大序不仅告诉我们古人是怎么理解《关雎》一诗的，更重要的还告诉了我们一部《诗经》的性质和主旨。

这篇大序，先解释了《关雎》。它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毛诗解为后妃为文王寻佳偶；朱熹解为文王寻后妃。不管哪种解释，一个共同点都在于说明文王之行风化，自后妃之美德始。“风”就是风化、教化之意。

值得指出的是，到了后来，关于“风“的解释就开始发生质变。变化之一就是朱熹提出的“风”是民歌说；变化之二就是“诗缘情”说的文学观念突起；变化之三就是后世的革命家对劳动大众的情感迁移。风，也就成了风俗。

朱熹提出民歌说，要否定《诗经》作为圣贤经传的传统观点，一个可能是为他的“四书”张目，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他的天理扫清障碍，而否定圣贤经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乐于见到的成果。把“风”当作民歌，还有理论上的支持，那就是诗缘情的文学观念取代“诗言志”。所谓“风化、教化”即主“言志”；所谓民歌，即主言情。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而，“风”为民歌说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这一变化，并不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自然而然的转变，相反，这一转变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是圣贤经传，那么它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普通劳动人民；而既然定性为民歌，那么它的版权无疑则要归属劳动人民了，而这恰恰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能力的有力佐证。这就是《诗经》性质问题的谛奥所在。人类业巳跨进21世纪的门槛，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令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么，《关雎》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诗。人皆有爱，发乎为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只是人的一种本能。而人有立志，志立于心，心之所志，发言为诗。这便是《诗经》中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毛诗大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关雎》所唱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俨然有那种“美人如花隔云端”的朦胧之境。然而，《诗经》三百篇所歌之美人与淑女是有区别的。美人侧重于她的外在描写，而淑女则往往与君子对举。其意十分明显。

那么，《关雎》所唱的仅仅是一种爱情吗？仅仅是在呼唤自己心中的爱情吗？显然不是，相反，《关雎》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