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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儒法之争等等，那么回到北京后就现实多了，我们发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一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后者很容易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欧美经济学的新发展动向，这要感谢经济所图书馆的馆长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后做口述史时，吴敬琏仍能一口报出他的名字。“*”期间，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业“鸡犬不相闻”，完全断绝了来往，倒是这个宗管理员，每年用上级分配给他的一点外汇，订阅了国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譬如《美国经济评论》等等，这好比在铁墙上意外地凿出了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洞洞。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异常波动，学术思想也变化激烈，经济所内一些敏锐的学者从刊物上已经察觉到了这一景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顾准之死（3）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对这一情况最为敏感的是当过副所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宝三，“在当时，凯恩斯主义正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对这一切，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巫宝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书籍和文章，顾就组织吴敬琏、赵人伟等人翻译，其中，吴翻译了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顾则翻译了《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后视之，顾准等人的翻译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向“反动”的西方经济学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当时，那场“*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