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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们开赴前线前每人留下的半身照，照片上的王红生是那样的稚气，我不仅想起红生照完像后的那声“妈妈呀”的痛哭声。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红生，我替你回家看娘了！”

大娘放下照片，紧紧地拉住我，四下打量，又缩回手：“红生活着，也和你差不多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的面前：“娘，您别难过，我也是您的儿子！”

红生的姐姐把我拉起来。大娘揉揉眼睛：“孩子，娘认你！”

吃过晚饭，从大姐、姐夫（吃饭时回来的，地道的农民）的嘴里我得到了家里的情况，红生的外公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老战士，父亲也是军人，退伍后务农，在公社修水渠炸石时遇难了，所以大娘面对亲人的离去既痛苦又能镇定。红生牺牲后，大娘坚持在红生父亲的墓旁建了一座衣冠冢。明天一家正准备去上坟。

我问，看上去家里的生活并不好？大姐说，虽然红生的哥哥在山西的一个煤矿做矿工，但工资低。他们是农民，几乎没有经济来源。虽然大娘有抚恤金，政府也安排为五保户，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生活还是困难。我说：“娘由我来照顾吧。”

第二天，我站在红生的坟前，我默默无语。表示祭祀结束的鞭炮声响起，我“啪”的立正，向坟里的红生兄弟行了个军礼，放心吧，红生，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妈妈的！　。　想看书来

祸不单行

我又萌生一个想法，建立一个自卫反击战老兵联谊会，加强战友之间的联系，交流退伍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对有困难的战友及家属进行帮助。那时不象现在有电脑、有网络、电子邮件、QQ什么的，靠的是书信联系，搞了半年，只有几个战友联系上。

偏偏这时我又遭遇人生中的一次痛苦的变故。到了90年代初，食品公司已经失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如今天还存在的“电老虎”、“水老虎”之类垄断企业的显赫地位，效益日渐下滑，最后倒闭。我也成了下岗职工。半年后，我的第一任妻子也下岗了。

当时我们对“下岗”这个词是很难承受的，没有工作，似乎生命已经结束了一半。

妻子和朋友们劝我，你是立过功的英雄，身上还到处是伤疤，这是你的本钱，别人没工作，你不应该没工作，找找人帮跑一跑，让领导再给你安排。我何尝不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为夫为父为子我都得口袋里有几个子儿呀。

可我又觉得正因为我是所谓的“英雄”，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没有工作吗？而且当时我对走后门、送礼求情等事是深恶痛疾的，更何况自己还是堂堂正正的三尺男子汉，做过军人的男人，向别人乞求的事坚决不干。这也许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可贵之处，又是可悲之处！

你不吃饭，两个孩子可要吃饭呀！我也不能跟着你当流浪汉，妻子哭着埋怨道。

看着乖巧的儿子和女儿，我的心里阵阵发酸，我决定试一试。以前在县里当领导的亲戚退居二线了，说话不起作用，他还是约到分管的领导吃饭。酒桌上被酒刺激得脸红脖粗的领导拍拍胸膛说，包在我身上！第二天，我的亲戚，他以前的领导去找他，清醒的他却又摆出一大堆这样那样的困难，希望我的亲戚理解，“当然，我再想想办法，争取争取。”亲戚回来告诉我，既然人家要“争取争取”，你就得“努力努力”。“现在的领导和我们那个年代的不一样了。”

在亲戚和朋友的“指导”下，我买了两瓶好酒、两条好烟，用黑塑料袋装好，在晚上*点钟如做小偷似的向领导家奔去。快到领导家时，看看四周，还有人在走动，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被别人看见怎么办，人家知道我来送礼，岂不有辱我的名声吗？即使没人发现，我这点东西领导能看上眼吗？左思右想，算了，烟自己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