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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他爹那种“只会在地里死做”的农民。每年春夏他都要到茶户收购茶叶，转卖给茶栈，如此可得二百银元，用来维持生计。可他又不像个精明的商人，而有农民的朴实。

他能写文理通顺的文书，却又不把自己当做读书人；平时爱管别人闲事，爱与人讲道理，却又没有乡绅的派头；他会敲鼓、弹三弦、吹竹笛，却只是在忙余闲时偶为村人助兴，而与追求风雅无关。

胡秀铭的这种作风，胡兰成是完全继承了的——他不是经济学家，却在报刊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专业文章，将国民经济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他不是国际关系学家，却对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诸国之间的纵横捭阖了然于胸；他不是文学研究者，却对作家作品有独到的见解，他对张爱玲其人其文的评论，无数次地被人引用，公认为经典；他大概也不会把自己视为作家，可他散文的艺术成就，在20世纪华文散文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胡兰成还写到父亲的“一箪食、一瓢饮，这样的俭约”，说话“喜跄人家”，与人交往起于亲热止于敬，“怎样久亦不能熟习”，仿佛君子之交的淡如水，以及与青年女子交谈中恋爱外的“相悦”等等。这些，胡兰成也都是像他的，不过最后一条他比父亲走得远。至于胡秀铭的“出语生涩……没有冗谈或清谈的嗜好”，胡兰成大概是没有继承的。

胡兰成小时候，父亲还教他早起写字，讲书给他听，这些于他都是亲切的回忆。相较于胡兰成的父亲，苏青的父亲与张爱玲的父亲都不是好父亲。前者脾气坏，不善待妻子（苏青《好父亲》：“记得我们有父亲的时候，家中常是阴沉沉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也不知在怨谁。母亲一边忍气吞声，一边辛劳地做事，害得我们孩子家也不得高兴……害得母亲天天愁眉苦脸的”），对家庭不负责（死后使家庭陷入经济困境，使妻儿　“受尽痛苦”），对子女疏远而严厉（苏青小时候被母亲派了陪父亲吃饭的差使，竟如同上刑一般，菜也不敢去搛，饭也不敢吃饱），扼制子女天性（对幼小的女儿言行举止诸多限制），虚荣（要给女儿受教育，目的只是为了女儿长大后有机会做公使夫人）。

父亲（5）

后者脾气暴躁（与妻　“剧烈地争吵”，疯狂地打女儿——张爱玲《私语》：“我父亲……揪住我，拳足交加，……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将为侄女说情的胞妹打得住进了医院），不善待妻子（让黄逸梵哭着出走国外，张爱玲《私语》：“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颓废（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坐吃祖上遗产，过着寄生虫一般的生活），吸毒（吸鸦片，打吗啡针），虐待子女（囚禁女儿长达数月）。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张爱玲与苏青两人父亲的种种“不好”，大部分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有意思的是，她们对父亲的态度却不一样：　苏青对父亲是不加原谅的恨，是宁缺毋滥的拒绝；张爱玲对父亲是无可奈何的叹，是弥补缺憾的寻求。

苏青11岁就失去了父亲，可是20年后她写起父亲来，还是没好气：“……为儿童的幸福着想，有一个好父亲是重要的，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

张爱玲在她被父亲囚禁事件仅仅7年后写父亲，即用了一种平静而漠然的语气，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虽然也是尽说父亲不好的，甚至于将她病重时他为她注射抗生素，这么重要的一节也别有用心地略去了，从而陷其父背负对女儿见死不救的恶名于万劫不复之地。

多少年来，谁都（即使现在也还有不在少数的读者）以为当年张爱玲在囚中濒死康复的过程是靠了她自身的抵抗力。谁会怀疑她那几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