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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用梁盛志的名字参加日寇的征文，因而瞒过了某些文学史奖评审者。后来我主办的杂志揭露了真相，有关方面自应认真检讨。如中山奖金会承认事属疏忽，也就算了。可那得奖者还‘大言炎炎’，说他的《日本文化与*文化》是‘高瞻远瞩’，其同党还要打人骂人乃至要封我办的杂志。梁容若本人还写信恐吓我，以不谈‘闽事’相要挟，还要我代为忠告批评过梁容若的徐复观‘自己站起来’。这种无礼和谩诈的态度，我不计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日本文化与*文化》一文，我读后感到字字奸意，而他至今还无改奸意，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护，这就严重了。”鉴于胡秋原的态度强硬，梁容若在《台湾日报》发表了《给胡秋原先生的信》。胡秋原寸步不让，写了《附答梁容若先生》作出反驳。徐复观为了声援，亦在《中华杂志》上写《致胡秋原先生书并代答梁某的公开信》。先后参加这场论争的还有台湾著名作家和学者赵滋蕃、高阳、刘心皇、何南史等人。《征信新闻报》、《阳明》杂志、《警察之友》以及《中华杂志》还发表了社论批判梁容若。事后，现代文学史家刘心皇编了一厚册《文化汉奸得奖案》，由阳明杂志社出版。

胡秋原（7）

此外，胡秋原还对曾任汪伪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在台湾新出版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提出批判。在1975年9月的《中华杂志》发表《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的文章中，胡秋原严词批驳胡兰成歪曲历史事实、继续美化日本并为自己当年投敌行为进行掩饰的汉奸论调。他还批评余光中在《山河岁月话渔樵》中对胡兰成文笔的赞扬。这和胡秋原在抗战期间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救亡运动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成为“愤怒青年”李敖的靶心

任卓宣和胡秋原因其“历史问题”——早年曾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赴台后常常成为论敌“揭老底”的对象。在60年代初发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中，有“愤怒青年”代表之称的李敖，以第一速度投射他的反抗力量，向周围环境表示他的强烈不满与攻击。其中发表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气点名批判了四十位名家学者。其中一个重要靶心是胡秋原。李敖诊断他得了“超越前进病”：“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师就是胡秋原。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争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他说，胡秋原的论调，跟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跟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跟香港唐君毅的“超越论”“同出一厂”。胡秋原迅即在同年3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创造》，文中称李敖是“梅毒主义”。声援他的还有郑学稼、徐道邻等人。李敖为此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作反批评。其中任卓宣助战最为卖力，发表有《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抱不平》等文章。

双方论战均不冷静，互扣对方红帽子，把文化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如《文星》杂志说胡秋原是“与*联合战线的闽变分子”，是“狄托第二”，“在伦敦住*招待所”，“做过《文汇报》主笔”，要求警备司令部出面调查，并在《中央日报》显著位置登出特大广告。胡秋原只好于1962年9月18日宣布起诉，进入法庭，并写《此风不可长》、《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两书，其中也为“闽变”的十九路军辩护。后由二十五位“*要人”出面发表声明调解，无结果。由此可见，所谓“中西文化论战”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是再明显不过了。李敖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