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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触犯了党政要人，尤其是他要求当局开放政权和实行*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构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威胁，故无法为国民党所容，1965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封闭了《文星》杂志。1960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胡秋原扩大事态，说《文星》老板的后台萧同兹“背党卖国”，乃与“匪帮”盲进运动相呼应，弄得萧同兹被动，李敖也以“叛乱”罪于1971年3月19日被捕，后被判刑十年。

但李敖把牢底坐穿恢复自由之后，仍不停止对“胡天胡地胡部长”的攻讦，仅1988年就写了《胡秋原冒充胡部长》、《胡秋原“诚实”吗？》、《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胡秋原式的“患难之交”》等犀利的杂文。这些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证明胡秋原的言行确有不相一致之处。胡秋原长期游离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难怪左派说他右派，而极端的*人士怀疑他为左派乃至为*分子“所包围所利用”，还有西化派指他为传统派，而传统派说他根本上是西化派。这便使李敖有空子可钻，去抨击胡秋原以折中为名的保守论及其政治上的“两面派”之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秋原（8）

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挺身而出

虽然胡秋原属于承认中国文化有不足，希望借助西化来加以补救的主流折中派，但就其选择而言，常常会不自觉偏离这种貌似公允客观的立场，往左或右的方向游走。如果说在与李敖论战中他是偏右的话，那么在1977年夏季掀起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中，胡秋原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观念均明显左倾。

那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彭歌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的文章，对乡土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骢公开点名，作了严厉的政治抨击，再加上余光中在《狼来了》中扬言要对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信徒的陈映真“抓头”，整个台湾文坛由此陷入一片悲愤、焦虑和恐怖之中。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胡秋原在1977年9月出版的《中华杂志》上，刊出《谈“乡土”与“人性”之类》，对彭歌的文章提出掷地有声的批驳。声援者还有徐复观、郑学稼这些老一辈理论家。这些文章均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的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因而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间的矛盾冲突。后来胡秋原还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写了序文《中国人立场之复归》。此文鲜明地主张文学的民族性，认为文学可以写“小人物”和穷人，可以写“繁荣后面”存在的“广大贫困与不幸”。胡秋原对乡土文学的肯定性的评价，澄清了右翼方面对陈映真他们的诬陷，防止乡土作家的首级被“血滴子”取去，对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这场论战中，陈映真和胡秋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尉天骢同时加盟《中华杂志》编委会。胡秋原也常以国民党开明人士身份声援“党外运动”。如1980年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胡秋原在《中华杂志》发表社论，劝国民党当局宽大处理。到1988年4月“中国统一联盟”成立时，陈映真任首届主席，陈又邀胡秋原任“统联”名誉主席，这正是胡秋原当年说的“从未完全赞成国民党”的具体表现。

不怕开除党籍的统派

从大陆到台湾，从30年代到90年代，胡秋原大半时光都卷入论战的漩涡中心。到了晚年，他在90年代的统独斗争中，不再游移于左右翼之间，而是坚定地站在统派的一边：既反*的“独台”，又反民进党的“*”，成了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