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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列强和好。１１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列强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

因此，清政府于１２月６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３月１４日实授）。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

此谕一出，洋大人们当然大为欣喜，１２月７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大赞袁袁世凯：“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

袁世凯于１２月２６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Ｓ．Ｍ．Ｂｒｏｏｋｓ）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八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洋大人的蛮横要求。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洋人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还嫌兵力不足，他大招人马，在山东将山东勇营整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武卫先锋右军中有炮队一营，装备旧式的两磅熟铁后膛过山炮四十二尊、旧式三磅快炮八尊。武卫右军先锋队中有中路炮队左、右二营，每营计官弁兵夫598名，配炮十八尊，共计五生七陆炮三十六尊，由山东巡抚衙门拨款添置。武卫右军及先锋队总兵力超过两万。

袁世凯奉西洋人若神明，却把中国人为草芥。他在出的安民告示上大呼“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３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大骂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

为此；袁世凯对武卫右军先锋队大加犒赏，加发饷银，并许诺获得一名拳匪的头发二两银子赏钱，黑眼珠见了白银子的这帮大兵；如同蚊子见了血，再也不能节制，于是无所顾忌；大杀特杀，不少良善百姓也受了池鱼之秧；死于非命，头颅惨被割去。

在兖州城里有一对冯姓夫妇，以卖烧饼为生，平日一向安份，武卫右军先锋队一来，竟也被指为拳匪，连同家中三子二女，一同遇难，只有幼子冯坚在外玩耍，侥幸逃脱，他四处流浪，多次被人贩子拐卖，但他始终记得自己的血海深仇，从未忘却，坎坷的生活，养成了他勇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