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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说：“激励是重要的。可悲的现实是，物质刺激比良心要强大得多。”当一件事对社会有好处但对个人没什么好处时，尤其需要社会去激励个人那样做。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发现，如果性生活方面比较保守的人开放一点的话，就能够减缓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因为他们的出现能够提高女士找到安全性伴侣的概率。问题在于怎样鼓励这类人变得开放，又不至于让性活动原本就糜烂的人变得更放荡。结果，兰兹伯格说：“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奖赏是提供免费的安全套。我们的目标是要把避孕套的价格降到零以下，要给使用避孕套的人以奖励。著名记者奥利弗？莫顿曾说过，如果有些性体验少的人是因为害羞而找不到性伙伴的话，那么不妨由政府出资来提供约会服务：如果你能缴上一个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们就给你安排一次约会机会。”

但兰兹伯格设计的其他激励机制像是在开玩笑而不是在传授经济学，他还几乎完全忽略了良心。他说地球上的人越多越好，一个人口更多的世界更加繁荣，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怒哀愁。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因为世界人口增加1倍，那么全世界出生的天才也会增加1倍。此外，天才会互相激励，与1000个天才相比，2000个天才更能彼此分享灵感，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其次，更大的人口基数能给发明提供更大的市场，这样发明家搞发明创造的动力更足。“人口拥挤并不是问题。”经济学家索威尔说，“如果把美国得州分成很多个5000平方英尺的区域，每块区域上建一栋房子，里面住上一家4口，刚好把全世界人口都装下了。”所以要鼓励生育，“消防员抢救出来的财物都应该归他所有，这样能调动消防员救火的积极性。消防员承担着救火100％的危险成本，根据共同海损原理，他应该获得100％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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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丽征税

奥塔洛拉少年时代因为外形不济，无法随心所欲地结交女朋友。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丑陋》的书中说，俊男美女先天占尽优势，无数研究证明，他们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薪酬也较相貌平平的人高，寻找恋爱对象更是易如反掌。为公平起见，奥塔洛拉主张“靓人”应对“丑人”做一点补偿，由政府把征收到的“靓人税”分给“丑人”。奥塔洛拉的这种主张看似哗众取宠、荒唐无稽，其实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曾严肃地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利益分配上应当首先考虑最有利于那些处境最差者、最有利于最贫困的群体，因为不仅造成差别的社会条件是偶然的，造成差别的自然因素或者说天赋在人们中间的分配也是偶然的，因而应当把人们的天赋也在某种意义上视为社会财产，对天赋条件较低者予以补偿。显然，丑陋的人也算天赋条件较低者。

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兰兹伯格在《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一书中说，向聪明、美丽、身高等天赋征税，比现行的向收入征税更加合理。谈到税法时，经济学家们喜欢说，要权衡公平和效率。按照传统看法，累进所得税是公平的，因为它让富人承担了更重的税务负担，但它没有效率，因为它无法保持对生产行为的激励。相比较而言，完全的人头税很有效率，但不公平。

史蒂文？兰兹伯格不同意这种传统的看法。首先，人头税对每个人征税的额度相同，却被描述为不公平，这在字面上也说不通。其次，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一天24小时，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挣钱，也可以用这些时间来享乐。如果你花了一小时挣钱，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对你来说，公平的做法就是与你的邻居分享一部分你的收入。如果你花了同样的时间来享乐，这个制度就不会给你强加的义务，让你与人分享你的利益。这岂不是很没有道理？如果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