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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我们留学的日子》让母亲的眼泪一串一串地流。母亲一定是把镜头里海外学子的悲壮全部幻化在女儿身上了。女儿也的确在东瀛路上留下过一笔生命线段，这生命线段中同样藏满了故事……

十年前，我怎么会去了日本？想起来，至今恍然如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收到了（前）西德一个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准了奖学金，我决定西行，加入时代的留学大潮。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我改道东渡了，从此开始了我的遥遥东瀛路。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眼前的这双手依然纤细嫩白；我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里的走廊还能容纳一盆君子兰；我不曾为签证忧心忡忡，护照上总是如期多了一块方章，年复一年；我不曾受学费的重压，当我入不敷出的时候，学费总是得到了减免。在这几个“不曾”的范畴里，我未与很多同胞共难。但是，在日本岛上我毕竟还是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初到日本的一个晚上，我在卫生间读了好久的书，反正也没人等着上厕所。不料，当我走出厕所，家里已是一片“汪洋”。放在走廊里的旧洗衣机转着转着出了毛病，酿成水灾。我明明知道于事无补，还是慌忙给朋友拨通了电话。

“打电话也不看看时间。哭什么呀？只能怪你不好。”被电话铃从梦中惊醒的朋友生气了。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水漏到楼下了！”砸门声震天动地。十万火急之下，我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

夜晚，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是我箱子里所有薄薄厚厚的衣服的“平铺”。我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一动身子，我的“被子”就会碎。

虽然被褥晒了好多天也不干，但我的眼泪却干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精神饱满地去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逢人便说早上好！下午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对我关怀备至。我宿舍里的全部用品几乎都是大家捐献的，当然也包括那台漏水的老旧洗衣机。几个小伙子还羞答答地凑过来跟我说英语，争着为我讲解业务。我紧张而快活，一点也不想家。可惜好景不长，公司的一位老姑娘开始和我过不去。

我有一件从北京带来的蜡染服，它使我十二分的“江南闺秀”，北京的朋友都这么说。可是老姑娘却说在日本它只适合当围裙。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关心我的青岛女士送给我一块装饰手表。我觉得戴上它才不辜负她的盛情。

第二天，我专门选了一件与手表同色的浅蓝色上装上班去了。不想老姑娘笑我说：“这表是儿童手表，你戴它不难为情吗？”后来，她又问过我一系列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你们中国人吃的米是白色的吗？”“你们北京人喝水是用水管送还是上山挑？”等等。她还当着我的面邀请公司所有的人去听她姐姐的钢琴演奏会，惟独不叫我。好像我只是公司的一台计算机、一把椅子一样。我的自尊心屡屡受伤，晚上回家一出地铁眼泪就忍不住了。“你也曾留学美国。在异国他乡也遭同样冷遇，你该如何感受呢？”在心中我无数次与她对话。

就在发冬季奖金之前，我辞职了，毅然决然，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我不是难民！”当时，我还年轻，自尊心完全没有弹性。

（二）

我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大学院。带着这个好消息，还带着一大堆百日元小礼品我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北京。爸爸的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颗了，妈妈的头发花白了，从首都机场到家的路上，我们三个人挤在了出租车的后座，六只手始终没有分开。

一进家门，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走廊，上面是爸爸的饱墨楷书“帅府”，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