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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员起来。当儿童的神经细胞对识别字母更专门、更高效时，动员起来的区域就会变小，将只限于左脑。也就是说，效率高的阅读者能省下更多时间和脑力，因此能够更多地将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阅读体验中去。

阅读时大脑要创造新的神经回路，把用于观看的部分和用于聆听的部分连接起来，这样大脑的主人才能意识到纸上的符号代表着声音。有些大脑干不成这件事，或干得不够好，他们的主人以前被认为是傻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名人包括达？芬奇、爱因斯坦、毕加索、爱迪生和贝尔。

研究发现，默读电视新闻、广告和科学节目的文稿的人比观看电视节目本身的人能记住和回想起更多信息。观众要感到舒适自在才会观看节目，不然就会换台。这导致不同意见之间很难谈判。“你鄙视某本杂志的价值原则，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读它，但如果电视节目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看不下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我们不同意的观点上。自我怀疑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实际上对一切东西的质疑都将更为稀少。把两个书面记录摆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发现不一致之处。对文本来说，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别每一份信息的权威程度的差别，比如读者对《纽约时报》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因每一个句子而异。比较两个视频报道就比较麻烦了，在被要求从电视上两个互相冲突的报道中加以选择时，观众要么依靠直觉，要么依靠他在观看之前相信的东西。经常看书的人比不太看书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参加体育和戏剧、音乐、摄影等文化活动。爱读书的人如此乐于走出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孤单一人时看的书给了他们信心。阅读某种程度上能赋予我们行动的勇气，对民主社会来说失去这一习惯将非常危险。”

伍尔芙认为，小孩在5岁前父母是否经常读故事给他们听将决定他以后的阅读技巧。读故事的方式也有讲究，坐在父母的双膝上听故事意味着孩子会把阅读和受宠爱联系在一起。她担心年轻人经常上网就不会深入思考词语、思想、现实和美德。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说：“确实，电脑没有可供小孩坐的双膝，但是网上知识和经典作品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让青年人触手可及。如果孩子们不推崇读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他们珍重名利，这不是电脑有某种内在缺陷。”

无行的文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新版的文坛轶事集，此前有过詹姆斯？萨瑟兰（1975年）和唐纳德？霍尔（1981年）编选的版本。新版的编选者约翰？格罗斯说新版里跟旧版重叠的部分占10％，其他内容都是新的。萨瑟兰的版本开始得更早，始于7世纪的基督教诗人凯德蒙，结束于迪伦？托马斯，格罗斯的版本的跨度是从乔叟到罗琳。

《洛杉矶时报》的书评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永远都不会出版一本军事轶事，或者工程师轶事。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职业，其从业者不会互相攻击、恶语中伤敌手。这种事只有作家们才做得出，虽然这伙专横的人对此并不自知。”需要纠正的是，牛津大学出版过一本军事轶事，此外还有王室轶事、政坛轶事。有些职业确实比别的职业更容易发生轶事，我们可以想像出一本哲学家或者医生的轶事集，但没人会去买一本银行业的轶事集。

同理，一些作家比另一些作家发生过更多的轶事。有些作家其有趣的言行本身就可以写成一套全集，比如王尔德、康拉德、詹姆斯、伊夫林？沃和奥登，还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则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轶事，比如狄更斯。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期，作家轶事才有了比较丰富的来源，那时开始有回忆录出版，谈话被记录下来。

约翰？格罗斯说：“轶事一词最初指没被发表过的东西，因为内容很轻率。拜占庭帝国的史官普罗柯比用它的复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