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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太公家教》撰者不详，旧时蒙学读本。此书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抄本，由罗振玉编入影印的《鸣沙石室古佚书》。

⑥《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西汉史游撰。该书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以教儿童识字。因首句有“急就”二字，故名《急就篇》。

⑦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唐代韩愈《与孟尚书书》：“愈尝推尊孟氏（按：指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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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翻译辩护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①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②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③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④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20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硬译”、“乱译”、令人看得“不知所云”等，是当时报纸上对一些翻译现象的批评。如《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31日刊登林翼之《“翻译”与“编述”》，8月13日又发表大圣《关于翻译的话》，都对当时出版的“大部分”译文表示不满。

②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等。

③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改名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