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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扩散效应”，但这种“扩散效应”的力度要弱得多、速率要慢得多。正如极化理论的提出者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指出的，在市场力量作用下，“极化效应”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没有周密的经济政策干预，区域间差异会不断扩大。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差距拉大的宏观背景，决定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在未来十年不仅不会缩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不平衡是地区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就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性，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要采取措施，努力缩小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促进文化产业地区协调发展。一是落后地区要有紧迫感，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但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关键是在发展过程中要突出特色，以特求生存。只要规划科学，政策得当，措施得力，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同样存在大量机遇，在某些领域或环节演奏“第一小提琴”是完全有可能的。西部省份云南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就是很好的榜样。二是加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对口支援”，建立健全文化援助机制，帮助农村和西部地区发展文化产业。三是政府实施有效的区域布局政策，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缓解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分化，促进文化产业的地区协调发展。区域差别的变动呈倒U型，即在经济起飞阶段，区域差异逐渐扩大，然后区域差异保持稳定，但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区域差距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而逐渐下降。从长远趋势来说，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也会随之不断缩小。

杨吉华，*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1）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郑　功　成

农民工问题是我们自20世纪末开始重点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城乡二元分割、分治格局必然要被城乡统筹与一体发展所取代，而农民工的出现及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无疑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中国能否顺利快速地跨入工业化、现代化时代的决定性因素。有鉴于此，我们于2005年4～11月采取抽样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所选调查地点包括深圳、苏州、成都与北京，它们是中国不同地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典型代表，从每个城市选择2条街道、2个城乡结合部、20家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不同企业，再从中选择若干名农民工，加上在公共场所随机抽取的若干位农民工，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共获取问卷2　800份（有效问卷2　617份）、深度访谈120份，调查问卷涉及的问题及变量有190多个，获取的数据资料达200多页。本文即是在这次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辅之以相关文献资料，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结果。文中所取数据除专门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这次大规模调查。

一、中国农民工与农民工问题的现状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之所以被称为农民工，是他们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不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身份的劳动者平等地位并享受相应权益的标记，它揭示着传统户籍制度及附加在这种制度之上的其他相关政策所具有的非公平性乃至歧视性，尽管这种非公平性是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延续，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