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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证明是假的。这闪光的金属原来是白铁矿（marcasite），俗称“愚人金”。

灾难还不止这些。通过巴伦支海（Barents）抵达中国的企图最后以悲剧告终。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的舰队在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为冬季的浮冰所困。所有人都冻死了，他们的尸体在第二年才被人发现。据威尼斯驻伦敦大使说，他们被冻成了“各种姿势的冰雕”，有些人“是写字的坐姿，手里握着笔，嘴里叼着勺子；还有人正在打开衣柜”。

此外，为获取亚洲商品而与俄罗斯建立贸易联系的努力同样深受阻碍。首先是英格兰人抵达的时机不佳，正值伊凡四世（Ivan　IV）最悲惨的时候；其次是由于16世纪的俄罗斯在亚洲的贸易活动本就有限，尽管贸易规模即将大幅扩展，但经由里海的商道仍非常危险，即使是重镖护卫的商队都有可能遭遇强盗袭击。

16世纪60年代，不少商人趁着各种机遇被派往波斯，这是英格兰人试图与那里建立商业联系的最后一搏。商人们通常携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信，希望建立友好交往和贸易合作。特使们向波斯国王请求商业特权，“真诚希望能与陛下帝国的商人建立商贸关系”。英格兰急于获取贸易许可，以至于商人们都被严格规定禁止谈论宗教：如果有任何人问及国家未来的国教，最好的办法是“以沉默避之，不予直言”。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虔诚的穆斯林东道主问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互优点，这让新教徒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竞争如此激烈，任何有关宗教的表述都至关重要，一旦出错就可能被对手轻松击败。

至17世纪初，英格兰已经不怎么热衷于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为了募集私有资金，新的贸易实体开始出现，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区、领域及岛屿商业探险公司”。在该公司周围还诞生了一系列关注不同地域的独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罗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获得了皇家特许令，以确保它们在那些风险多、投资大的地区或国家取得垄断地位。用未来的成功来激励商人，成为建立英格兰贸易体系的新途径，同时还能将政治触角伸向远方。

尽管有响亮的名称、皇家的支持以及高远的目标，但在最开始还是步履维艰。英格兰仍处于国际事务的边缘，而西班牙的中心地位却越来越牢固。阿兹特克、西印度群岛等地用了几个世纪才积累形成的地下贵金属，在数十年间被搜刮殆尽、运往西班牙。一些没有被发现或没有被充分开采的矿区也被一扫而空，比如说波托西（Potosí），据说仅此一地就能为西班牙王室提供每年100万比索（peso）的产量。

西班牙的发现为他们带来了巨额收入，但新大陆的财富也仅有那么多。资源毕竟有限，比如委内瑞拉海岸的牡蛎滩，经过16世纪初短短30年内的上百亿次捕捞，那里的牡蛎所剩无几。但西班牙人却将这笔意外之财当成无底洞，他们把新取得的财富花费在一系列宏伟的建筑上，如修建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壮丽的宫殿，还有投资永无休止的对抗所有欧洲劲敌的军事行动。西班牙王室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自己必须担当万能的警察，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必要时还可以使用武力。西班牙发现，与新教徒和穆斯林的军事对抗已不可避免。这将是圣战（holy　war）的新篇章。

如同早期的十字军东征所示，圣战对人力和财力的需求巨大，对皇家财政来说更是伤筋动骨。西班牙王室打算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这有利于短期的野心行动，但显然于事无补，而且日后的反作用会非常明显，尤其是当局势发生恶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