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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面，《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对自己亲人爱到极点，那也只能叫“爱”；爱自己的父亲，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又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护天下的老百姓。不过爱自己的亲人无论如何是爱别人的基础，“爱亲则方其爱人”。这就是说，孔子儒家的“仁学”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作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实现“仁”的准则。（朱熹四书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果把“仁”推广到社会（全人类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古来曾把“克己”（克服私欲）和“复礼”（复兴礼制）解释为平行的两个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的解释。所谓有“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一个人要进入社会，必须对自己有个要求，例如说要求自己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你才可以遵守社会的规范（礼）；而成为社会的人；一个国家也一样，你必须对自己有个遵守世界的“公约”和“公理”的要求，这样世界公约、公理才得以维护。费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主张“克己”，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较好；而西方文化主张“扬己”，把自己抬高到别人、别国之上，这怎么能不发生冲突和战争呢？朱熹对“克己复礼曰仁”的解释说：“克，胜也。己，谓一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天理之节文也。”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使之做人行事能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是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爱生于性”）；就社会生活说，“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出于其内在的“爱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也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乐那是虚伪的，是为了骗人的。所以孔子认为，人们如果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种把追求“仁”的信念实践于日常实际生活之中，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要求追求人生上的最高原则，即“仁”的理想；“道中庸”要求人们按照规则把“仁爱”精神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中庸”，用中的意思），“极高明”和“道中庸”不能分为两截，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我们今天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孔子的这些话无疑对我们有重要的价值。《论语》中讲了许多“仁”的道理，但没有出现“仁政”这两字，但是他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泛爱众”、“举贤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等都是讲的“仁政”。“仁政”在《孟子》一书中讲得很多，意义也很广泛，其中有些虽已不适合今日人类社会的要求，但其中也许有两点很重要，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世界和平仍然有重要意义。一是孟子认为“行仁政”就要使民有恒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的意思是说：对民的道理是，要使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稳固产业，他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