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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稳固产业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是说：“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的土地。我想，我们要真正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使民有恒产”。就全人类社会说，就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拥有其应有的财富才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财富和资源以及推行强权政治。二是孟子的“仁政”要求反对非正义战争，他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是“道义”的意思，在《公孙丑下》中有一段记载，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说：“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儒学的现代意义（8）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限制老百姓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一定靠山川的险固，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少助到了极点，连亲戚都反对他；多助到了极点，全天下都归顺他。拿天下都归顺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合乎道义的君子或者不必用战争，若用战争，最后必然是会胜利的。所以儒家往往把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道理对一个国家内的统治者说也一样。汉初的贾谊写过一篇《过秦论》，他总结秦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并引用了一句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不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的吗？孔子儒家这些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没有意义。“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不能压迫老百姓。

自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之后，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人类历史上看，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并不少见，就是进入21世纪虽未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局部地区的战争则不断出现，其中无疑政治、经济是冲突和战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文化确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如何化解这种因文化上的原因引起的冲突甚至战争，也许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有所谓“和同之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可见“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