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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人从十八岁开始，放弃高考，服从国家需要（后来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批示过文件）来电视台工作。四十年来一直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职尽责，虽没什么贡献和建树，但我绝不比举报信的作者在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和爱岗敬业上有半点不如，我深感我应该或肯定要比他懂党的章程。自称退休的老干部，居然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不懂开除一名共产党员要根据党的章程和履行党的组织程序，幸好我没在他就是“党规”的这位同志的领导之下。

我们都有老的那一天，人老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更老了，但关心国家大事不能稍有放松，即使看到或听到别人有不当言行，也要以长者宅心仁厚的胸怀，与人为善地提出规劝，动不动就开除人家党籍，怎能“不教而诛”呢？这太可乐了，这种霸道作风与无理要求难不成要坚持一生吗？再者；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的目的不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使千千万万家庭“风雨不动安如山吗”。革命难道与家庭誓不两立吗？我要郑重重申，我指的事业乃个人业务，别解释成共产主义事业。

我写了一本书引来了如此多的麻烦。林林总总，故我曰：“人生写书麻烦多。”

但有一点，有批评也应允许反批评。

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批评的限度不应涉及到不许别人出书的地步，因为一些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自己也许永远不打算出书，却又不叫别人出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也许受了对当时的一种否定“名人”出书的风潮的刺激，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出几本。当然，第二本书三十万字的文字码得严严实实，还是那句话，至少可以按今天一些书的做法，能出成不止一部。

福无双至　“烦”不单行（2）

第二本书的出现也有巧合的因素，倪萍《日子》的责编、作家出版社张一玲在梅地亚宾馆和倪萍坐在茶座说事儿吧，我正巧也到了大堂等朋友，倪萍给我介绍了张一玲，张很热情地约我谈谈。第二天晚上，她带来林金荣和我谈到约写一本书的事，由她们二人联手做责编，在作家出版社出。这就算缘分吧，因缘际遇很多事凑在一起，而最主要的是《岁月随想》使我成为当时图书市场上的“当红作者”，很多出版社，以我的书为目标，千方百计，约稿催稿，一时间名人出书热好不热闹，“　你方唱罢我登台，兄弟姐妹写起来”。就算如此，坐下来写点文章，静下来集成一本书，这终究是尊崇文化的一种倾向，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曾对记者说：“有一句老话，被恶批过，我今天重拾起来，那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都不读书，那还有什么前途。当然，多读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不见得要读赵某人以及这类人出的书，那敬由尊便。何况我的书不算百万以上的盗版，正版印到105　万册，销售一空，如果我与陈军再多努把力，相信还能再扩大这个数字。《岁月随想》不乏读者，包括点评和批评我的朋友们，也肯定仔细读了我的作品。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想说的是包括我在内，这一“族群”的兄弟姐妹，出于自发或是应邀写作，他（她）们一定在写作中，看过不少书，参照过前贤与当今才俊们的精妙大作。仅这一过程，我们难道不应拍手称好吗？难道前辈大家著书界的名人，不应对这些仿效者加以指点与鼓励吗？我看到报载某教授鼓励他家小保姆学习文化，努力进取，经过高考，上了大学这是多么好的事呀。

就算我和类似于我这样的为公众服务的演艺人员是您家的佣人，您不能也鼓励鼓励吗？

文字不通，语焉不详，甚至错别字时而有之，这个通病不独属演艺名人，孔老夫子也绝非从呱呱坠地伊始就口吐《春秋》，所有的人通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