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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从无到有，从低到高，更上层楼，这是规律。这个道理人所尽知，“有教无类”，孔老夫子对人持的是“诲人不倦”的仁爱之心。

问题是当时，以至时下，乃至未来，出版社和编辑们也要负起责任来，邀稿犹如采摘，您采摘那些成熟的果实，经过筛选、加工、包装，奉献给读者岂不好事多多，玉成其志。但书的思想情调的表现，如有不当，出版者既有帮扶之责，也有弃用之权，天经地义，不要歪瓜裂枣都一律端上来，贻笑大方。而当此之时，即便有微词与争议，出版者当越众而出，或“认打”或“认罚”，显得大气，做事磊落，至于字里行间，出现讹误和别字，如不是盗本，那出版社也应承担主要责任，否则校对一关岂不虚设。

总而言之，“名人出书”不应太匆匆，但有了这一股潮流，负责的批评家能本着营建和谐，悉心指教甚或严辞点评，都是为这一潮流添光加彩的好事和善举。

断不至于像某博士在报上所言，“什么乌七八糟，我从来没看过。”我把这句“名言”理解为言出幽默宛尔一粲。否则，无限遐思，就会误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也出了偏差。

言归正传。张一玲、林金荣两位女秀才帮我“再立新功”，并且犹如陈军般的全力以赴，与我切磋，选题立意，一章一节都极尽思谋，我也算灯下苦熬，半年寒窗，三十万字的文稿绝非吹灰之力可成，个中辛苦与压力、希望与不足、努力与困怠、写作与职场之劳、居家与外出奔波，紧锣密鼓，无暇稍息。读者诸君，在下当时已近花甲，就算抄录三十余万字，也很费力，何况这本书的文字仍由我心淌出。《岁月情缘》于2000年问世，本待再现辉煌，却风波陡起，枝节旁生，就算我一千个不情愿，也竟至被请上法庭，第一场法律风波开始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1）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是我学生时代必读的文学范本。

如果我现在朗诵这篇散文诗，精、气、神，均不能抒发作品高亢、激昂、响彻行云的气势了。前不久，有个晚会邀我朗诵郭老写的话剧《屈原》中的台词选段《雷电颂》，我坦言不能胜任。我的心目中深惧惊涛骇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洞庭湖水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描述中也令我“满目萧然”了。

我尤其惧怕海上的巨浪，如果是海啸那就更闻之色变了，我也怕那大江大湖无风波涌的茫茫声威。

但在玉渊潭边漫步时，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情景仅使我的情怀微荡，我喜欢在这波澜不兴，碧水微澜的景色里，放飞心儿的畅想，回忆以往的欢乐，期待未来的温馨。

2000年以后，我的处境当然不是太平洋海啸，也不是樯倾楫摧的洞庭湖的“浊浪排空”，但恰似玉渊潭的湖水被莫明其妙的东西南北风刮起一片白色碎浪。

孟郊曾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丘”之慨，曹雪芹亦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叹，俄国作家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处女作寄出之后，准备在不被出版社接纳，将走上绝路之际，夜半惊魂，一阵拍门声后，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当时在俄国文学界“一言九鼎”的权威评论家别林斯基，这位泰山北斗，激动地说：“果戈理又出现了！”

我无从在文学、文字、才情、影响上，与这三位中外历史文化名人相望，但对自己已经开始写作，出版了《岁月》两部作品且遂后引起20世纪末中国文学出版界的一股热流也颇自得。

在拙作中，我曾引用过我于1978年在白帝城碑林中看到楷书镌刻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并已记住“得意不宜再往”这句话。

期盼再续新篇，再次畅销，心中隐隐的盼望，这就是“得意而又想再往”了。违反古训，不听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