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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们的处境与观感”为题，作了冗长的解释：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6）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于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分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们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归纳上述阎锡山的自我解释，他之所以肆允袁氏称帝，有四种理由：一是在他看来，劝进袁氏称帝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而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于是他也就顺手将袁往炉火上推了一把；二是他认为处在“北洋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反对袁世凯不独无益，反而会白白招致损失；三是他不公开反袁，是为了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四是他的劝进种种，仅是“虚与委蛇”，佯作表面上的应付。

阎锡山早年*中的这些解释，虽然有些不无道理，但有些仅凭无法佐证的辩解，还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那时与孙中山到底有多少往来，双方还有什么默契，至今仍无发现确凿证据。

静心而论，袁世凯复辟帝制，对阎锡山未必有什么好处，按阎锡山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初衷、经历和思想素养看，也不应该是复辟帝制的狂热主张者，然而，他又确实作出了一系列劝进的表示。细思之个中不乏韬晦之策。但是，说到他肆允袁世凯称帝的真正原因，恐怕主要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对山西的长期统治。

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