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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罗兹问。

沙伊峰摇头。

“弗兰克，你到现在已经为耐克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罗兹说，“你以前怎么从没和我说过？”

“你从没问过。”

从那天起，沙伊峰的文件夹里就多了一项新工作：加深他和姚明的友谊。在那段时间里，沙伊峰作为耐克的篮球事务代表要承担很多其他职责：协调公关事务，完成签订的合同，甚至帮助市场部制定战略。但他最重要的角色是和每一个篮球层面的重要人物建立关系，从最上层的领导到俱乐部的老板再到正在崛起的未来之星。

建立关系很自然成了他的工作。虽然只有二十多岁，比绝大多数的体委领导都要年轻，但是他的运动员背景——还是前上海队教练的儿子——使他成了俱乐部的一分子。在体育圈，和中国其他的商业圈子一样，关系很少是在会议室里建立的，更多是在饭店和正在全国各地蜂拥兴起的夜总会里。在CBA赛事后，教练、老板，还有一些老队员常会去灯光昏暗的夜总会和卡拉OK吧，在不受干扰的VIP包厢里交际、消遣。沙伊峰虽然年轻，但从来没有让这种交际变得过分或者出轨，可是这样的娱乐帮他建立起了远比在电话里交流更有价值的关系。

让姚明和他的父母高兴的还有沙伊峰的职业。从他和姚明过去在宿舍外走廊一起玩的时候起——沙伊峰记得那时刚会走路的姚明非常顽皮——他就像是姚明的老大哥。现在，十五年过去了，沙伊峰依然扮演着这个角色。他每天给儿时的朋友打电话，一起在训练后玩电子游戏，带姚明出去吃饭——一般都是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开始流行的美式连锁餐厅。姚明在硬石餐厅（Hard　Rock　Café，著名的连锁餐厅，以美食与音乐相结合为特色）开始喜欢上美国风味的牛排，托尼·罗马（Tony　Roma’s是一家美式连锁餐厅，以肋排闻名世界）的烤小牛背排，还有后来星巴克的法布其诺（Frappuccinos）咖啡。沙伊峰经常也会邀请姚明的父母一起出来，亲切地和他们谈起耐克希望帮助姚明得到更高水平的教练指导和比赛机会。

通过沙伊峰的关系，耐克能够直接接触姚明和他的家人，而不再需要通过上海重重的体委机构。“外面人看来这可能像是一个阴谋，”罗兹说，“但是我发誓，姚明最好的朋友为我们工作是纯粹的巧合。”

耐克和姚明一家的接触表明，在中国，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没人会费尽心机地和篮球选手以及他们的家人建立交情，因为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可现在，中国的父母开始更多地握有自己孩子将来的控制权，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才有经济前景。大方也许无法阻止自己唯一的儿子被选进体育领域，但她还是能够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任何帮助姚明打造自己生活的事情——而耐克帮她认识到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1997年，罗兹建议把姚明带到巴黎，参加一个聚集了欧洲最好的年轻选手的耐克欧洲训练营。或许是想起了自己二十多年前那次大开眼界的巴黎之行，大方认为这种经历能拓宽姚明的视野。但是她以前老领导朱勇的继任者没有支持这个计划。上海体育局副局长姚###认为巴黎之行是“缺乏实际意义”的。他告诉大方，那里不会有真正的教练，此外还认为像大方这样一个老党员怎么会让一个眼里只有钱的跨国公司，去影响到自己的儿子。

大方这次没有退让。她告诉领导，耐克的训练营会让十六岁的姚明有机会置身于能激发他成为伟大球员志向的竞争中。这对上海有什么坏处？最终姚###改变了态度，大方也第一次在和体委的对话中占得先机。后来，1997年的巴黎之旅不仅让她原本内向的儿子变得开朗，还意识到他身上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