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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研究会）；咨询和网络化（热线、法律咨询中心）；等等。

中国NGO的总体印象是依赖政府和命令的附属性组织；它的创立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可能在国家和反对派之间建立相对自治的空间作为合法的公益组织。由于国家级协会的地方分支机构处于国家的监督之外；它们可以发展自己的项目计划、国际联系、身份认同和问题意识。许多自发形成的团体在开始成立时没有国家的资金支持和国际捐赠。自1998年以来；中国产生了600多个地方NPO的国内网络；它们受中国科协（CASF）领导。特别是职业协会；它们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化；数量很少；但扩大了环保和社会团体的丰富多样性；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

如前所述；与国家挂牌单位的联系并不总是消极的；有时也可以对国家政策产生正面的反馈作用。如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与挂牌单位北京大学的妇女权利咨询中心的合作就是成功的范例；它关于家庭暴力和女民工权利的不稳定性知识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他法律咨询中心；如由一群政治学教授发起组织的“环境资源保护合法援助中心”致力于北京受拆迁威胁的旧城房屋改造的居民权利保护。在与挂靠大学的咨询中心的合作中；通过外面的律师事务所和自己的时事通讯；该中心有效地拓展了环境概念。此外；中国还存在许多未登记的NGO。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20世纪*十年代；在不同的实际经济问题中产生了一种工作群体；它们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分化；其形式表现为研究所。随后；研究所内又出现了次级团体；它们主要就社会议题如社会公正等展开讨论。这些研究所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基于顾客”的政策研究；另一类作为非营利企业首先致力于研究而不是政策咨询。

中国的“独立”咨询机构大多具有两个功能。一个例子是“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咨询所成员既有来自政府和大学的成员；又有来自企业的顾问。其资金来源于国际捐助者和咨询收入。该所创立者之一茅于轼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并从事非洲能源方面的顾问工作。茅于轼和该所的大多数创办者在政策精英层内建立起传统式的网络；不仅维护它；而且也把专家意见扩散到政治决策过程中。除了经济研究；该所还经常举办学术交流会；如环保主题、村民自治和社会福利；这些学术交流会也适用于政策咨询。

通过国外基金的资助（主要是福特基金和国家*基金）；有可能创立一个“民间”的空间；在此联合起来的知识分子可以保持制度上的独立；而不需要依赖挂牌组织。这样的智囊团建立在政策咨询所宽容的夹层空间。在这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比较务实和关注结果；他们拒绝继续在思想和理论上进行争论；而且被认为是“知识型企业家”。他们实施政府项目；和地方政府合作；向政府提供服务；促进政治改革；但政府不用发工资。其结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国家的依赖减少；可以从事相对不受控制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国急需的知识精英在行动上的合作却继续弱化了。为了获得国外的资助；知识分子的NGO之间或者更有可能是研究所和环境与政治发展NGO之间的竞争加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10）

*中央党校是一个思想和知识分子交流的地方；它也必须像研究所那样在市场上与培训机构竞争；并试图提高青年研究者的吸引力。这种国际化和职业化趋势在许多中小国有研究所中有所体现。如2002年建立的“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是*中央编译局下设的研究机构；该机构与中央党校合作启动了一个服务地方政府的特色研究项目“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目标之一是为“善治”设计和支持新的标准。选拔委员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