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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曾给来南京采访的张纯如做了20多天翻译的杨夏鸣记得，张纯如与我们一直以来的视角非常不同。“她希望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实地看一下集体屠杀的地点。”

在日军曾经屠杀了万人的燕子矶，张纯如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山下破旧的房屋，然后拉到远处林立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朦胧的长江对岸。杨夏鸣说：“她仿佛是想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那遥不可及的逃亡之路。”在采访中，张纯如不断向被访者追问那些生活的细节，甚至早上吃什么东西，平时穿什么鞋，那天的天气如何？杨夏鸣知道，她是想尽量感受当时南京人的生活细节和氛围。

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采访，使张纯如与那段历史和那些奔跑在逃亡路上的南京百姓产生了共鸣。因此，她的叙述才显得那样有质感。

其实，在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以前，我们国内已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论述翔实，还获了奖。但这些文章的叙述语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读者会去读。

时隔10年，当杨夏鸣重新翻译张纯如的书时，对书里关于幸存者的叙述也曾有过疑惑。“书中记录的第一个幸存者唐顺山，经历太有戏剧性了，我曾怀疑张纯如叙述中有演绎的成分。”但当重新观看张纯如留在他那里的采访录像时，他发现书中的记录竟与幸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张纯如毫无添枝加叶，仅仅用事实就打动了读者。”

而国内那些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通俗作品，显得过于情绪化和戏剧化，从而冲淡了史实本身给人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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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与具体的（2）

史实的力量，是最能打动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镇上。1946年波兰刚刚复国，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确立为国家博物馆，并进行原地原貌保存。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讲解，而是那些壁垒森严的围墙，密布四周的电网，高耸的哨所看台，是那些曾经结束过110万人生命的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焚尸炉……这些原貌保存的场景，使观者一进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气场。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展厅里成堆的遇难者穿过的鞋子，用过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犹太人的头发。这些实物比任何描述，给人心灵的冲击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除了原地保存的遇难同胞尸骨，更多的还停留在照片加说明的展陈方式上。纪念馆所在的江东门地区，就是当年日军集体屠杀南京百姓的一个“万人坑”遗址。可在1984年建馆的时候，建设者们并没有刻意寻找遇难者的尸骨，以至于1998年当他们在馆内整理草坪时才发现这些遗骨。纪念馆研究部主任梁强说：“当时想赶快把馆建成，也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

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纪念馆要进行第3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