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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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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50年的追问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然而，时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是编辑者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资料，远比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难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说，“犹太人进入集中营很多都做了登记，但当时南京的流动人口很多。淞沪会战时，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难民认为南京是首都，会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乡下。”

南京金陵中学的一位老师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我们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

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而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兴祖老师曾组织学生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幸存者寻访，并且出了一个在校内流通的研究报告小集子。由于史料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看来，那次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标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

湮没在证人证言中的名字

《名录》的编辑作开始以后，编辑们首先从历次对幸存者的调查开始寻找线索。

对于幸存者最早的调查始于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为了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也为对日索赔作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曾面向广大市民调查抗战人口和财产损失。当时很多工作人员下到各个街道，向南京市民下发调查表格。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说自家的遭遇。

由于这次调查主要是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做得并不全面。当时的报告书称，“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但这些证人证言中，还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敌寇入城之际，余因经济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家具什件被劫，卒未离去。当日下午，即有日兵数人持枪敲击屋门，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内蓄米箱内。同屋高大有则因年迈动作迟缓，前往开门，不意日寇进门怒容满面，向高大有喃喃责问，高因不懂日语，被数人捆绑椅上，以枪击毙。余蹲箱内见此情形，几乎昏绝。

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