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第2/5页)

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李星华看着警察和宪兵来来往往地把一筐筐书报和文件抬进了警察厅的院子。他们像一群捕到猎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着。

各方营救（1）

军阀料想了搜捕时的种种，大概没有料想到引发的社会影响之大。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4月9日，政府校务讨论会召开，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10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璨、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

政府政治讨论会也在9日召开，全场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陈述意见。第二天，两人约同当时的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也提出将此案移交法庭。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奉系###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据说，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

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３００多人此时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陈情书里说李大钊“生长僻壤，游学津门，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数载，继而去国东渡，留学日本，东瀛归来，任北京大学及男女两师大教授，其钻研之苦心，更不减于在津门时”。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阀也会讲人情。

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照张作霖的说法，苏联使馆里收藏的枪支不下4000支，而实际搜出来的连1％都不到；警察厅本来说的是搜查苏联使馆附属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地，结果却闯进了苏联使馆的直属领地俄国兵营。各国倒并非担心李大钊等人的安危，只是不愿接受被张作霖连蒙带吓、同意其违反《辛丑条约》的事实。

在英国众议院，一名劳工党议员当众质问外相张伯伦对于北京公使团允准侵入苏联使馆的意见。张伯伦只好含糊其辞，说保障安全的权利不能赋予反抗当局的阴谋派。法国的《渥伦特报》认为，苏联在边境厚积军力，张作霖与苏联素有积怨，才有此行动。

苏联人更是怒气冲冲，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代理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了10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各方营救（2）

在外界压力之下，张作霖赶紧加派人手整理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堆了满满两间屋。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前任哈尔滨交涉署署长张国忱精熟俄文，张作霖特意召他进京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没有办法，就趁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候进言，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一下子搞完，求张作霖多给些时间。

重要文件在20日左右编译完毕。日、英、美、法等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允许进入警察厅的俄文检查室拍照，以便将“罪证”送往各国发表。苏联则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搜得出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