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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阶级阶层理论，一直存在两种模式：一是马克思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建立的两大对立阶级模式，一是韦伯基于财富、权力、声望差异而建立的等级式的阶级模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最初的阶级间激烈冲突与对立之后，马克思针对资本积累初期的预言——阶级间的对立最终将形成阶级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导致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更倾向于采用韦伯的理论来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间的冲突与差异。在韦伯那里，阶级的划分主要建立在权力、地位与声望等基础上。“阶级”指的是“处于相同阶级地位的人的任何群体”，不一定构成实际上的共同体。因此存在三个层面上的阶级：主要依据财产多寡确定的有产阶级，主要由市场利用机会来确定的职业阶级和建立在前述阶级地位总体之上的社会阶级。在社会阶级的范畴内，处于工人阶级与有产者及因教育而享有特权的阶级之间的，即是如今所谓的新中产阶层，它们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没有产业的知识分子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商业和其他行业的“职员”、官员）。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上卷第333～337页。等级的划分则建立在习惯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任何一个人要想属于某一特定的圈子，首先必须满足它特有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而生活方式则建立在教育、出身、职业等事实之上。韦伯，同上引书，下卷第253～254页，上卷第337～339页。有关生活方式在社会阶级研究中的地位由此确立。

国外的中产研究表明，以薪水雇员与文职人员为主要构成部分的新中产阶层自诞生之日起，其内部异质性与边际伸缩性就成为其显著特色。Vidich，　ed�，op�cit�；　pp�55～82�　许多新兴行业对教育水平与生产技能都有一定的要求，它们有别于过去肮脏、沉重的纯粹体力劳动，在经济上也保证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因此，这种工作的性质使得新中产阶层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有着强烈的欲求；向社会上层的生活标准与价值观看齐，自然成为中产阶层奉行不悖的准则。Emil　Lederer　&　Jacob　Marschak，　“The　New　Middle　Class”；　Cf�　Vidich，op�cit�；　pp�55～86�由于他们深深体会到等级差别的必要性——等级差别使他们与社会较低等级的阶级拉开了距离，这对确立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从而导致他们希望“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应该敞开”。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81页。这一距离的保持，如马克斯·韦伯在《阶级、身份地位与权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从资本、财富与收入本身的差异上并不足以作为区分，这种差异常常外化为各阶级互相区别的生活方式。亦即是说，在某一特定收入水平内，由于消费选择的不同，同一收入等级内的人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亦如凡勃伦所说，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对财物的特殊化消费，具有一种礼仪的性质，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使得其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成为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并接近这些标准，也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凡勃伦，同前引书，第53～65页。对自身地位的敏感，促使中产阶层在成功逃离了无产者状态——他们的过去——后，渴望进入资产者——他们的未来——行列，因而，与其他各阶级相比，那些处于上升过程的中产阶层，更加乐于将上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努力突出自己与上层阶级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