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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刊物，这是政治要求。有时读报会有许多妙处，比如不要钱的灵丹妙药——笑话。

2006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描写驻港汽车兵训练的报道，文笔不错，既有本报记者，又有特约记者，还有实习记者，三人操刀肯定梦笔生花。标题很有创意：“他们比谁都了解香港的路”，不错，有这样的标题肯定是好文章（近四年来我就有这样读报的习惯，开会的不读，标题不好的肯定不读，名人写得更不会去读，而且看报纸只看一版和最后一版，近来最后一版变成广告版，我能读的东西越来越少，再加上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空闲时间越来越少，有时一周才有十几分钟的扫报纸的时间，肯定要读好文章）。下面的描写更能体现三人的文笔功底：在深圳的汽车兵训练基地，汽车兵们为了练好技术，在高强度的训练中进行训练“连队做过统计，士兵们一个工作日平均体重减轻一公斤。”（有证据，很有说服力）。再后来的描写让人哑然，原文如此：“为了练好技术，官兵们往往在训练场一猫就是几个月……”。我把这段描写在晚上吃饭时说给我的家人听，才上学前班的儿子突然问我：“爸爸，那些解放军都不见了。”我很吃惊，就问儿子：“他们还要在香港开汽车，怎么会不见哩？”儿子就用他仅有的算术知识给我说：“一天减一公斤，解放军要在训练场猫几个月，一个月最少的三十天，一般大人就是七十多公斤，有两个月过点，他们的体重就成零，解放军不是就不见了。”儿子的知识水平有限，秋后才能上小学，他的算法只能这样，因为一个婴儿的体重最少就是两公斤，医学界有定论：“少于两公斤的婴儿成活率极低。”三位大记者，请你们就得见谅了，我儿子的智力太低，他的理解只有这样了，那么，几个月下来，训练场就是空无一人，你们把训练场上的官兵都暗杀了。

失政的政府与哭泣的纪念墙

唐山大地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知道一些，但绝对知道的不多，因为那时我才三岁，一个三岁的孩童能知道什么，我之所以记得一点是因为那时在我的老家也在地震，而且老家的人当时都住进了帐篷和茅屋（老家人叫“毛草屋”），即使几个胆大的没有住进去，但面对抖动的家业是害怕极了。而且那一年我们失去了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三大伟人，所以就记得大概的情形。后来，自己学到了知识，从资料上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情况：“一夜间，一百多万人的城市突然消失。”这是对唐山大地震最直接的描述，惨无人寰，遍地哀魂。这是前话，无可厚非，自然灾害，人力不可抗拒。

前些年突然在报纸上出现唐山市政府要在当年埋葬遇难者遗骸的地方修建纪念墙，我也很欣慰，我像大多数了解一点唐山大地震的人都感到欣慰，起码我们的政府能想到对死难者的哀悼，对死难者的纪念，这是一个人民政府起码要做的事：“能承担起自己要做的事，即使官员们贪一点也无所谓，即使当官的多吃一点也不计较，即使出现豆腐杂工程只要不伤及人民啥都好说。”这就是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和群众的基本观念。

可是今天读报却是越读越心寒，因为我读到了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写的东西，党刊党报是不会把这种东西放在一版的，因为虽然是事实但不利于政治，一切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年代怎么会把不利政府事报道放在头版，我想责任编辑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但他还是有勇气刊登出来，这也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文笔很犀利，也很注重论证，题目就直接命名为“要纪念，先拿钱”。恰如其分。写的事就与唐山大地震有关，不过是后来事，是关于唐山市政府修纪念墙的事，原来前几年报纸上刊登的政府有作为是假的，他们充分利用人们对死难者的怀念之情，大肆敛财，让一个企业来运作修纪念墙的事，而不是用我们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