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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核心。

所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那几十万军队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同时也是挟持他们的力量。三王必须喂饱麾下那些将领，满足他们的野心。

惠帝诏书一下，三位王爷都成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开府。

开府是一种优宠，也是种特权。普通的朝廷官员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尚书有尚书台、御史有御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们的同僚、下属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开府殊荣的官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自家府邸开设办公衙门、处理政务，并且还可以自主征辟属官。

于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在各自的官邸开府办公，各自任用亲信征辟为掾属。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们的亲信也都是军人，他们的衙门通行军中号令，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文职官员只负责抄写文书等可有可无的职务，这俨然是个军政府。

齐王的开府地点是在他父亲司马攸的故居，史书上说齐王“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如此大兴土木，一方面反映了齐王的骄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齐王几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与朝廷完全成为摆设。另外二王想来也是差不多行径，只是规模有所不及而已。

三王这些僭越违制的行为在当时就很引人非议，于是有侍中嵇绍直言进谏。嵇绍是“竹林七贤”中大名士嵇康的儿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马昭诛杀，嵇绍这人与司马家有杀父大仇，却是晋朝的头号大忠臣，《晋书·忠义传》里排名第一的就是他。

嵇绍写信给齐王，说：“夏朝的大禹王、还有唐尧与虞舜这些古代贤王，生前都安居于茅苇搭建的陋室里，他们也因此显示出贤德，留下了美名。华屋美宅，无益于拯救国家危亡，殿下大兴土木为三王扩建宅第，甚至不惜为此毁坏太乐寺等建筑，这岂是如今当务之急？如今大乱甫定，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朝廷的惠政，请殿下居安思危，停止这些奢华的营建。”

嵇绍的话绝对正确，可惜却在缘木求鱼，不过当时齐王新官上任，还摆着求贤若渴的样子，对于像嵇绍这样的名人贤达，齐王表现得十分尊重，每次嵇绍去大司马府议事，齐王都会亲自出殿迎接。收到劝谏信之后，齐王谦顺的给嵇绍回了封信，打了通哈哈说了些老先生言之有理之类的话，然后就你说你的我建我的，两不相干。

嵇绍还上书傻皇帝，提醒当权者要居安思危，说“存不忘亡，《易》之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

嵇绍倒是苦口婆心，只可惜清风过驴耳，司马家的那些王爷们根本没放心里去。

三、成都王退出弈局

三个军政府架空了傀儡皇帝与傀儡朝廷，瓜分了洛阳，也瓜分了天下。洛阳城内旌旗林立，到处都有惹事生非的武卒，横行街头滋事扰民。有见识之人都意识到，和平仅仅是暂时的，兵祸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

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三王不可能并存于洛阳。在岌岌可危的和平表相之下，确实有人蠢蠢欲动。

惠帝反正之后，觉得有必要向先帝祖宗报一下平安，于是组织了一次拜谒皇陵的活动，所有面和心不和的王爷全都参加。刚刚由新野公荣升新野王的司马歆与齐王同车前往，而与成都王同车的，是他的哥哥常山王司马乂。

谒陵途中，新野王悄悄对齐王说：“成都王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

新野王这两句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劝齐王夺走成都王的兵权，所谓“今宜留之与辅政”的意思，就是把成都王留在洛阳，不让他回邺城。而邺城是成都王的根基所在，成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