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麾下的军队都来自兖、冀两州，失去对邺城的控制，就意味着失去兵权，失去兵权就意味着失去参与政治角逐的资本，沦为齐王的附庸。

新野王袒露了齐王麾下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们当然希望齐王能够踢开成都王，独擅朝政，他们也好附骥尾，跟着鸡犬升天。

但新野王这是在冒险，齐王要是听从了这个馊主意，结果只有逼着成都王开战，喋血京城。

无独有偶，在离齐王等人不远的另一辆车上，常山王也在怂恿成都王对齐王下手。常山王说：“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

常山王的身份与新野王不同，新野王是武帝的堂弟，是宗室疏族，所以身为长辈，却对齐王保持着谦逊的姿态。常山王的口气则比新野王来得坚决，来得理直气壮，他直接抬出父亲的名号，要求成都王向齐王收回旁落的大权。

当时，常山王司马乂二十五岁，成都王司马颖二十四岁。常山王的母亲是武帝的审美人，成都王的母亲是武帝的程才人，兄弟俩打小没什么交情，成年之后又分居两地，十多年才见一次面，更谈不上什么情谊。帝王之家包罗万有，唯独亲情是奢侈品，尤其是兄弟之情，更是奢侈品之中的奢侈品。常山王以兄长身份要求弟弟维护家族利益，看似无可厚非，实则冠冕的言语掩盖不住勃勃私心。

常山王司马乂是“八王”之中势力最为弱小的一位，与成都王相比，司马乂可谓命运多舛。当年成都王还在皇宫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皇子生涯，司马乂已经披上戎装，成为守护京畿重地的步兵校尉，永平元年他跟随同母兄长司马玮参与了诛杀杨骏、讨伐汝南王的两次政变，原以为这是谋取大权的良机，没想到竟是一个陷阱。最终司马玮堂堂皇胄，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斩掉首级，以耻辱的方式终结了生命。当时驺虞幡一出，司马乂就明白大势已去，他扔掉手中的弓箭，眼看着兄长被擒被杀，无计可施唯有恸哭。

随后，司马乂也被追究罪责，他被免去一切官职，封地从十个郡骤减到几个县，地点也从长江中游的长沙迁到北方靠近鲜卑，境内有匈奴杂居的冀州常山。他被逐出洛阳，在内史程恢的监督之下软禁在常山，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洛阳中枢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吸引了全天下的眼光，没有人在意到那个囚居于千里之外郁愤满怀的落魄王爷。司马乂看到侄子司马遹、嫂子贾南风、兄长司马允先后人头落地，也看到了叔祖司马伦自取灭亡，他更看到了弟弟成都王司马颖风生水起。

当年离开洛阳的时候，司马颖还只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可如今竟然已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司马乂反观自己，无权无势无兵，这十年来他错过的东西太多了，他要弥补回来。所以司马乂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响应勤王，紧跟成都王的脚步，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洛阳。

惠帝封赏功臣，司马乂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司马乂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只能得到这么多。但是这不能使他满足，因此他使劲去撺掇成都王向齐王夺权。所谓的“先帝之业”，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天下应当由我们兄弟掌握，而在当时，武帝二十多个儿子死得仅存下了五个：惠帝司马衷、常山王司马乂、成都王成马颖、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

惠帝与吴王都是劣等不堪的人物，豫章王一直闭门读书，韬光养晦。常山王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想借助成都王的手，替自己从齐王怀里夺权。如今是齐王执政，成都王相辅；如果赶走了齐王，就成为成都王执政，常山王相辅。

成都王据说“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话十分可疑，《晋书》下文里说成都王临死，问狱卒，五十可知天命？若真不知书，何以有此一问？怀疑又是后人妄污），他的决策常常会受帐下谋士的左右，幸好，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