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 (第4/4页)

汉中（梁州）、蜀中（益州）从战国秦惠王时期开始就联为一体，唇齿相依，而且关中动乱是蜀中动乱的源头，蜀中动乱又会反过来影响关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势。河间王坐镇关中，都督雍、秦两州军事，按理说，他应该是最关心蜀中局势的人才对。

可是事实上河间王却显得十分冷漠，他仅仅派过一支偏师去蜀中聊尽人事，偏师的统帅是督护卫博，此人并非河间王的心腹，手下也并非强兵劲卒，理所当然的大败而归。若说当时他正铆足了劲要与齐王争权，所以将关中精锐（由张方统帅的那支军队）留中不发，那么如今齐王已死，他为何不派出悍将张方去平定蜀中呢？要知道当时的李氏流民军根本不成气候，他们最后能够割据建国，建立“成汉”政权，完全是河间王等人姑息养奸的结果。

既然河间王对蜀中乱局漠不关心，长沙王就派出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他扣下刘沈，自己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无他，依然只是政客们的钩心斗角而已。

自从河间王听从李含，发兵攻向洛阳，河间王与皇甫商就成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他无疑是与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阵营的，所以当时关中局势很严峻，雍、秦两州之间很有可能也要爆发战争。

而刘沈这人无法令河间王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履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

刘沈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

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

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