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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版第353页。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T�carlyle）说：“渊深、伟大、真实的‘诚’是一切带些英雄性人们最重要的素质。这并不是那种自称谓诚的‘诚’……决不是的，这样子的东西是极卑劣的；——只是一种浅薄虚夸意识到的‘诚’；大半只是骄矜而已。‘大伟人’的‘诚’是他自己不可言说的，是不能意识到的；并且，他反意识到了‘不诚’。……所以大伟人决不自夸他的‘诚’，简直不会这样想，也许连责问自己诚不诚也不会的。我可以说，他的‘诚’并不靠他自己，他是无可奈何地必得要‘诚’……他的心灵是这样造成的。”“我们可以叫他‘诗人’、‘先知’、‘神’。”《英雄与英雄崇拜》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69—70页。

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对自发性更有详尽的阐述。他说：“那种最高和最好的东西不是由理性发明的，不是根据意识的规则制作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成长的结果。这对于善和对于美都是如此。美的东西并不是由理性的思维根据美学的规则构想和制造出来的。善的东西和完善也同样不是根据伦理学的规范设计和制造的。

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4）

“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无意识地被天才领悟和创造出来的。美学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发生什么重要作用。所以，道德的天才、‘美丽的灵魂’也是可靠地受着本能的指引……而无需不断地思考道德的法则。美学和伦理学的规则并不具有一种天生固有的推动力，……它们不是创造性的，而是限制性的。在艺术品或道德行为的产生过程中，规则并不一定要出现在意识中，更不是一定要占据注意的中心；实际上这倒会妨碍和扰乱有机生长的过程。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我们在写作时，如果老是考虑拼写的规则，我们就会变得困惑不安和犹疑不决。回答一个字怎么写的问题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无意识地写出这个字。同样，许多人在决定一个道德问题时，实行一个行为要比思考它更有效和更带确实性。正像歌德说的：

“‘所有我们最好的努力都是在无意识的活动中取得成功的。’

“因此，公正的人们不会根据一个人是否对义务考虑过很多和是否意识到以义务为动机来确定他的道德价值。特意计划的道德品格很容易带上某种‘故意性’——在我们把它跟自然的气质相比较时，对它会产生一种反感。……义务的感情可能防止了世界上的许多恶产生，但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却不是从义务的感情萌生的，而是从心灵的生气勃勃的冲动中萌生的。”《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04页。

事实上，人的最深层最稳定最本质的东西，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都是不能省察到的。所以，人往往把忘却自己叫做恢复本性。忘却自己当然就不能省察到自己。这样说来，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也许是最不明白什么叫诚实的人。真正超脱世俗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脱俗，反而常常为朋友的不懂人情世故大为惊讶，却不知道最不懂人情世故的正是他自己。

我们看到，古往今来许多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自发性即自发的天性。在中国文人中，这种自发性表现最彻底的大概要算大诗人陶渊明了。苏轼评他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话道出了陶渊明的内在精神。有些名士，热衷于富贵名利，却扭扭捏捏说不愿干，这种丑态最可厌。至于丢了官不做，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而那些名士却以此标榜清高，实在可鄙。陶渊明的出仕与退隐为本性使然。“任吾性而动，行吾心之所安。”全然没有荣辱的自觉意识介入其间。杜甫有两句诗：“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表述的也是这样的意思。如陶渊明一样，杜甫退隐纯出乎自然本性，虽属清高却并不以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