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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步行者富有（当然也未必），但只要人们获得财富的机会大致平等，所谓资源分配的不公，就不存在。如果事实上人们获得财富的机会不平等，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显然，这种不平等，不能靠限制人家车辆上路找回来。事实上，就北京而言，有车一族大多都是凭劳动吃饭的工薪阶层，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有车是占了谁的便宜。　限行等于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有车人手里的车的使用权，砍掉了一部分。让这些车一部分时间闲置在家，为了开奥运会短期限行，也许人们还可以理解，但要把这种命令长期化，于法于理，都说不通。

在对限行措施的争议中，对于公车限行人们也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有的说，10月1日起北京各级党政机关封存30％公务用车，所有公务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谁来监督？如何监督？公车封存主要是依靠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单位内部的管理体制，有没有监管？没有监管谁知道封存了没有？公车又没有特殊标志，怎么监督？谁知道那30％封存了没有？大街上跑的车，谁看得出来哪辆是公哪辆是私？要是真有诚意，根本不用封存，不是公车吗？咱就规定周六周日不许上街，做得到吗？

有的还说，公车被限，租车公司生意火爆，限行支持者倒戈成为反对者。据政府有关人士透露，在公车被封及单双号限行期间，相关政府部门为办事需要，不得不向机动车出租公司租赁车辆或长期包租出租车，没有租车能力的单位为出行需要，在限行期间只能打车。但是，应该说，这部分花费或支出显然是管理成本的加大，是双倍的浪费，同样是对纳税人权益的侵犯。在单双号限行初期，不明就里的老百姓看到北京空气质量改善，大多数人支持单双号等限行措施，但是，当他们领悟到政府在用纳税人的钱财加大管理成本、在用纳税人的钱财为其错误施政买单时，必然意识到自身权益遭到侵犯，必然从支持限行倒戈为坚决反对限行，甚至有人提出：应当对车辆封存及限行期间政府租车、打车费用进行审计，且租车、打车费用不能用纳税人的钱财为政府错误施政买单，即不能将租车、打车费用计入政府管理成本。由此可见，施行机动车限行措施，政府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有些确有实际困难的私车车主导出自己的苦衷：有位男士说，我住在望京，孩子在亦庄开发区上学一年级，我在亦庄开发区上班，每天开车上下班顺带接送孩子，孩子每天早晨8：00到校，限行以后每到不能开车这一天我可怎么办？有的住在南五环要去北四环、北三环一带去上班，开车时早点走到单位用一个小时就够了，而每周有一天不能开车，乘公交要倒好几次车，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有的夫妻俩，虽然有两辆车，不是同一天限行，而且即使是同一天限行，交管部门也承诺可以换车牌，但两个人上班的方向完全不同，根本无法互相搭车。如果能顺路搭车，当初也就不必买两辆车了。限行以后，对于这个小家庭来说，每周就有两天面临不能开车的难题。一位女士愁眉不展，“周一到周四，哪天不开车，问题都不大。唯独周五，闺女学琴，我得开车把琴拉到老师家里去。偏偏我车尾号是0，周五不能动，我们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车。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呀？”这位女士心情很是不爽。

限行通告中还有一个“人性化”措施，就是以后要每月限行尾号要定期轮换。就这一点也引起了很多车主的非议。现在每周一天的限行有的人稍不注意都可能疏忽，在禁行当天非主观故意上路。如果每月轮换一次，刚适应了某日限行的车主，很可能又因记不住限行日期而非故意违规。很多人说，轮不上几次，估计就晕了。一项措施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必将使执行效果打折扣。最后能否顺利执行下去也难说。

限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对此，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