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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提雅廷、穆拉维约夫、普留申科以及李鸿章等等,也不会不理解林海丰反复对自己周围那些叱诧风云的将领们谆谆教诲的这些话。他们或许也还曾多次的尝试过要这么做,该那么做。但是,当天朝红军如同大潮开始冲击和席卷着他们的时候,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不过就是争权夺利,各种原始的欲望横流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抱病”勉强出来的翁同书,眼看着死了张汶祥,又被抢走了马大菊,但普留申科瞪着眼睛打算威胁他必须要继承马新贻遗志的话还没出口,马上“病势就更加沉重”了,甚至当堂口吐鲜血(据说是自己咬破了自己的舌头),不得不被几个侍从抬回了自己的衙门。
于是,也只有天降大任于邓尔恒的身上。
普留申科只为自己的战争准备犯急,可以把一切稀里糊涂,邓尔恒却不可能这样。德州眼下除了重病在身的按察使外,还有能管着他的济东泰武临道道台衙门呢,他区区一个州判哪里能指挥得动这满城的官员。离开充满血腥气的巡抚衙门,邓尔恒就想往道台衙门跑,没跑两步,忽然狠狠地连擂了几下自己的榆木脑袋。他想起来了,一得到巡抚遇刺的消息,他在通禀按察使大人的同时,就派人同时通禀了道台衙门,去的人当时回来复命的时候就说了,道台大人几天前说是去禹城查勘徒骇河工程,就一直没回来。
最近一段日子里,德州城内脚底板儿抹油开溜的大小官员可是不少,道台大人该不会也是一去不返了吧?一想到这里,邓尔恒顿时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早在云南任上就经历过匪乱,并数次领着团练上阵的邓尔恒,按说胆量总要比只说不练的翁同书等人要大吧?其实,不然。在云南,至少他还能看到很多不愿意与匪为伍的百姓,而在山东不一样。他自己都不能不承认,要说山东有百姓们切齿痛恨的匪话,那么最大的匪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前来号称是大清朝忠实朋友的那些俄国人。水能载舟,更能覆舟的道理,邓尔恒这种人岂有不明白的道理。更何况,别人为什么跑得跑、病得病他不清楚,反正他自己知道府里面最近出现了没头的帖子,你说那上面是恐吓也好,是威胁也罢,总之是告诉了你跟着俄国人跑就要小心了。
只要一想明白,邓尔恒可是就比翁同书来得很。他吆五喝六大张旗鼓跑回州衙,很有想为了俄国朋友卖把子力气的声势,只是刚刚跑到大门口,就一个不小心叽哩咕噜由打好几级台阶上滚了下来。当差役们七手八脚将大人抬进大堂,经过郎中仔细地一探视,呜呼,可不是崴了脚、伤了筋的小事,小腿骨居然都摔折了。
普留申科现在可真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而更叫他难过的事情还在后面呢。救援的兵马出去好几天了,可东昌府那面还在哭闹着恳请援兵,武定府也不例外。援兵呢?难道走丢了,凭空蒸发了?武定府方面的诺巴夫斯基上校更是喊得邪乎,太平红军火力、攻势之凶悍都是生来前所未见,散布在各地的军马都是不从军令,救援不利。如果德州总部方面再不派人来解围,他就要自己突围了。
普留申科按着太阳穴,手指抖抖地在那张并不十分准确的大清地图上摸索着。按照时间推算,沧州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瓦西里耶夫骑兵部队现在大概也该靠近武定府城了吧?既然太平红军中路的攻击如此之凶猛,武定方面必定是太平红军的偏师,只要瓦西里耶夫骑兵部队一投入武定战场,情形就立即会随之朝着有利于自己一方转变。无论如何,都要首先粉碎一路太平红军的攻势,才有可能彻底改变眼下的被动局面。
“将军,瓦西里耶夫将军急信,他们已经到达乐陵、庆云一线。可据当地官员通报,就在不久前,庆云以东发现太平天国军队向北面运动。而且乐陵、庆云、等地现余防守兵力极其空虚,马颊河以南可以随处能够见到太平天国军队在活动。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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