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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于1996年12月13日，在美国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拉贝日记》。

后来，纪念馆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从拉贝亲属那里征集了2460页的《拉贝日记》和拉贝收藏的128张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复制件，他当年在南京使用的信笺、木箱、烟袋，以及拉贝夫妇的墓碑等一批文物。

《拉贝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南京城破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一个细节让后来读过此书的颜玉凡潸然泪下：“有一次，拉贝要回德国。得知这个消息后，安全区里的妇女们给拉贝跪下，求他不要走。我能体会到那些难民当时的无助，拉贝在他们心中简直就像救星一样。”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屠杀期间，拉贝不但收留了无数市民，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很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不止一次英勇地把闯进安全区的日本兵赶出去。

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记中，拉贝附上了他在前一日写的南京事态报告，开列了88起日寇的暴行。其中，一位名为秦王氏的22岁少妇，1938年1月23日被日军从安全区难民收容所拉出，此后杳无音信。

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妪，在三牌楼火车站被日军强奸达十余次。但文中没有写明她的资料。面对这些无名受害者，编辑者们也只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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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日记中的记忆（2）

除了拉贝，当年安全区的明妮？魏特琳、贝德士等，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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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在海外的历史

即便加上后来披露的海外私人日记，中国内地所有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到2000年也只有200万字，历史研究需要史实作为支撑。于是，国内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0年，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组织下，一个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60余位教授、学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搜集史料的活动。

2003年曾赴日本东京搜集史料的王卫星，提起在日本的经历，仍感慨良多。

从南京去日本，要到上海浦东机场乘飞机。因为航班是早上10时起飞，一般人会选择头一天在上海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踏踏实实上飞机。但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一宿住宿费，王卫星选择乘夜里12时的火车到上海。由于是过路车，根本没有座位，他只能提着行李一路站到上海。

在东京查资料的两个月，王卫星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日本防卫厅的军方档案复印手续非常繁琐，要填写申请书，留下在日本的通讯地址。为了保护档案，不能直接复印，需要照相、制版，然后才能复制。而这个过程，至少要3个月。

王卫星决定抄写。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我全是原文抄录，即便是原文中的错字，也原样抄回来。回来以后再翻译。”

东京的物价很高，为了节省开支，他吃了两个月的面条。“张老师筹点钱不容易，我们都想节省一点儿，把钱尽量用在收集资料上。”

结束在东京的工作，乘机返回中国时，王卫星带回的资料有20公斤，为此还补了飞机货票。

历时5年，学者们先后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台湾搜集史料，共搜集、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

这些封存在海外的档案，为《名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杨夏鸣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60年来一直尘封在美国，直到今天才全部展现在国人面前。

里面大量的证人证言，不但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还为编辑者们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