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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遇难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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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1）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日益丰富起来，那些曾经遮蔽在抽象数字和形容词后面真实的历史渐渐显露。虽然以往的资料都不是以人为记述对象的，但《名录》的编辑者们认为，把那些湮没在史料中的名字拎出来，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作为朱成山的研究生，颜玉凡从一开始便参加了《名录》的编辑。她记得查的第一本书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那本书按日期把每天发生在南京的暴行记录下来，收录起来并不困难。但随着翻阅史料的增加，颜玉凡感到越来越难。

由于历次做调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信息也不全。有的人没有遇难的地点和方式，有的人遇难时间不明确，有的人没有遇难时的年龄，有的人甚至没有正经名字。“什么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张铁匠，只要有一个指代，我们都收录了。名字只是个代号，就算有一个外号也能证明这个人曾经存在过。”但幸存者叙述中，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挂在树上的七八个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妇，被成千上万集体屠杀的缴械士兵，却只能放弃了。“毕竟，我们是名录，必须要有一个起码的称呼。”

更令颜玉凡他们为难的是，在历次调查留下的材料中，受害者资料常有互相矛盾之处。

“有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却是一个人。”

编辑者张亮记得，在1946年调查中，有一位叫周永才的男子，1937年12月在大方巷10号被日军掳走后，杳无音信。而1945年他母亲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他的名字却变成了“周永财”。“这显然是一个人。只是因为调查人员没有核实名字才记错了。”

还有很多人名，同音同字却不是一个人。编辑者杨晓宇记得，那时候妇女很多叫秀英，《名录》里光幸存者就有不下10个张秀英。此外，旧时代妇女没有正经名字，结了婚以后都从夫姓，“什么王王氏、王李氏重复的就更多了。”他们往往根据遇难者的年龄来判断是否是同一个人。

颜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个“戴呆子”。她感觉这5个戴呆子其实是一个人，但不同的记录里，他们遇害的时间不一样，遇害的地点也不一样，遇害的方式还不一样。“但我发现这些错位的信息，彼此都有联系。有的资料写他遇难时在估衣廊133号，原住址是韩家巷6号。有的资料写他遇难的地点是韩家巷6号。这可能是调查时发生了混淆。有的资料写他在日本兵强奸一个妇女时闯进，被日本兵枪杀，有的资料就直接写枪杀。”种种迹象表明，这5个人名，其实是一个人。

如果遇到实在难以决断的时候，颜玉凡就去请教馆长或者标上注释，她从不敢擅自删掉一个人名。“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我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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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2）

在取舍时，最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录》之外的生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东京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这6周，空间范围则是南京特别行政区划内11个区。“不是说，这之外就没有屠杀，只是，这6周是屠杀最惨烈的时候。”

但这样的划分，使相当一批遇难者和幸存者被排除在《名录》外。颜玉凡记得，一份记录中，南京郊区有一个村因为拒绝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杀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人。但这个屠杀却发生在1938年4月间。由于时间不符，只能从《名录》中删除了。

这种抉择让颜玉凡非常难过，“很多在那6周被杀害的人，想找到他们的名字都办不到，而这些有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