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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顾左右而言他，意思就是不算数了。我父亲就说，你看现在世态炎凉——你一定要读书。”

从W17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传承，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知识的传递，因为解放以前的家庭能够送得起子女上学的，一般都是条件比较好的地主、富农等富裕家庭。他父亲虽然在解放以后因为出身问题没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条件，但是他充分能够认识到教育——即文化资本的价值，并将自己获得的这些文化资本以“唱歌”的形式传递给儿子。

其二是成就动机的传承。他的贫困的童年家庭生活经历使他具有一种物质上的匮乏感，这种匮乏感是他坚持读书求学的动力之源；来自父亲好朋友的刺激——家庭的贫困使得父亲的这位好朋友“嫌贫爱富”，也激发了W17希望依靠读书出人头地的志愿。同时，父亲经常做励志教育，从“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古代的励志格言，到以实例来激发儿子的读书愿望。

从年龄上看，中产阶层的一般是在30～50岁左右，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在“文革”开始前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年龄较小的一批则是在“文革”以后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对于“文革”时处于学龄期的大多数人来说，“文革”阻碍了他们接受正规教育，而且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受到影响。但据刘精明2004年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因为文化资本的传承在“文革”期间的家庭中并没有停止，“那些被划分为不好的阶级，一部分是旧体制下的传统精英，像地主、富农、资本家；一部分是新社会中的教育精英，像右派分子，他们都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或在旧社会饱读诗书，或者耳濡目染传统文化中几近苛严的尊师重教之规范与风气，重视教育的理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极为深厚的根基。”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89页。那些家庭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在那个年代也并没有被完全彻底被革命掉。因此，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就不简单是“文革”时期所流行的那些革命元素。我的一个访谈对象W10的经历证实了这一观点。

W10出生于50年代中期，她上小学的时候，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都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只好好地上了3年学。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开始接受教育，所以她的整个教育是不系统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她自己后来也到农村3年，在干校，主要是劳动为主。“那时候选拔一些干部中间的大学生来教我们，工业、农业、电子呀，讲插秧呀、割麦呀、种花生呀、锄草呀，一点点化学知识呀，工业就是讲一点点物理知识。”　“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上高中，也是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然后就再下农村，当知青，在农村又呆了3　年。1976年，我们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是1977年3月份，当时是招4个班，必须是高中毕业生，最后一批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是学工的，学机械专业，分到一个厂里面，因为我爱人留校了，所以我就调回学校。”

另外一种教育形式就是对思想的影响。“给教师戴高帽子游行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啦，当时我们就有一种看法：你看读书以后就会像老师一样，要戴高帽子游行，那时候就不想读书。”

但是尽管家庭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父母过得不是很好，但是她们还是很自由，她认为，那个年代对她来说也还是有很多乐趣。“我们没有学校的约束，比较自由，比如说，养小鸡呀，抓虫子呀，很自由地成长。”　而且她对那个年代经历的种种也不是感觉到特别遗憾。“你生在这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还是好快乐，不觉得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