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部分 (第1/4页)
嘿嘿,说完了,咱们还得按照红色天朝的历史慢慢来写,具体谁去翻案呢?那要等到红色天朝民主那天,给吃饱了撑到的文人们留着,省得他们找不到题目。不要担心,会有人写的,不过写了以后结局是什么?大家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睡觉睡不着的时候,慢慢去想,权当安眠药一用。
慈禧把个杜翰骂的狗血喷头,一直骂累了算,由于涉及太后尊贵的身份和高贵的隐私,骂了些什么就不必一一细说了。反正杜翰先是体弱筛糠,虚汗淋漓,最后双腿一软,昏死过去。
当年诸葛亮骂死大司徒王朗是艺术构思,是罗贯中勉为其难,今天,慈禧太后骂混军机大臣杜翰,那是众目睽睽,绝对是真的。
透过珠帘,慈禧看着杜翰一头栽到,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她的话语并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转向了议政王奕忻,“六王爷,哀家掏空的国库和内务府,闹了个两手空空,逢年过节还要像讨小钱儿一样的跟大家陪着笑脸儿,生怕得罪了哪位爷。哀家现在总算是有了个忠义救国军,哀家倒想问问六王爷,你说该怎么办?”
奕忻慢慢抬起了头,却不敢去看垂着的珠帘。两家联防,统一指挥,势在必行,可是完全听命于俄国人,像僧格林沁说的违背什么祖制的,那是根本谈不上了,祖制早被踩在了脚下。他所担心的是,这样一来,那可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能胜吗?胜了固然好,胜利者往往是不受责备的。可是那种期盼中的胜利,似乎很渺茫。真要是就败了呢……
他没有把求助的目光转向醇郡王奕譞,那个忠义救国军的总统就是个摆设,是太后为了抓住军权故意摆放在那里当画看的。他把目光放在了李鸿章的身上。
“启禀太后,臣以为总顾问阁下的提议可行。”李鸿章果然不负奕忻的所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从各种方面分析,臣等虽然对新学、新械有了些许的认识,但是毕竟不如盟邦来的更熟悉。这也就是朝廷大军在前一阶段重大失利的主要原因。为此,臣等救国军同僚认为,有必要由盟邦来统一指挥中原军队,否则,无法阻止‘赤匪’的进一步北侵。”
现在的李鸿章,是个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的人,而他的性格特征,恰恰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现实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他崇尚四点:
第一是“拼命作官”。李鸿章自称其“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为此勇往直前,绝不后退半步。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甚至还是给人以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的良好印象。说白了,只要是能够升官,他可以不顾一切。
第二是“不学无术”。李鸿章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所谓“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如果他还能够有个安静的晚年,对此他自己就会有所省悟:到时候他会唉叹,那就是该“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第三是“恃才傲物”。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他开始了心态畸变,飘然欲仙。暗自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不过,他也是第一个敢对盟友表面极端奉承,却是私下怠慢的人。
第四是“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朝廷新秀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开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曾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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