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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义救国军水师，继而在相当的范围内，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不傻，他看出来了满清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与清廷是要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将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幻想着要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而清廷到时候则将把他誉为华夏栋梁，“无鸿章，无清朝”，这就是他的毕生理想所在。

在与俄国人频繁的接触过程中，从盟友那一贯不可一世的气势上，再回顾起以往堂堂天朝上国的屡次颜面扫地，他痛感由于中国国运之积弱，难以令人在世界列强、甚至是盟友的面前挺直了腰板说话，他以为，“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钳制。”他深知洋人是向来“论势不论理”的。有鉴于此，他感到，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满清即使侥幸打垮了太平军，也是无法和背后虎视眈眈的列强去争夺于疆场的。尤其是潜伏在身边儿的这头俄国熊。

因而，对于慈禧太后的引狼入室，他非但没有任何的责难，反而给予其理论上的完善，“曲线救国”之外，他还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刚刚接受了的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把慈禧的政策奉承为“以夷制乱”，最终达到“以夷制夷”之上上策。一力赞成不惜在权益上对俄国盟友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实现振兴大清朝的凤愿。

他认为眼下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必须俄国人学习，向所有西人学习，要广为举办洋务新政，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以求“自强”、“自立”。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极力排斥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这次有机会能协同议政王奕忻创办洋务，不到两年的时间，官督商办的建成、在建和新创建的就有天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制造总局、津沽、京津铁路、直隶省磁州煤铁矿、山东峄县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三山铅银矿、保定枪炮厂、天津机器织布局等军用民用企业。拿了满清工业发展史的不少个“第一”。

也正因为如此，他博得了议政王奕忻对他老黄牛一样实干家行为赏识的同时，更是博得了他的主子，帘子后面的慈禧的大加赞叹，真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

………【第一六一章六王爷，您说怎么样啊？】………

李鸿章是朝廷上下现在公认的“曲线救国”的伟大理论家。当他在朝堂之上，娓娓地向全体臣僚陈述着当今的险恶局势，并站在理论的高度上对总顾问阁下的建议予以赞赏，同时还忘不了无限夸大尊贵的慈禧太后如何英明的时候，似乎人们在被他说服着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感慨。谁说大清没人才，面前的这个李鸿章岂不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大才？你看看，他把战局剖析的如此细腻，就是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军，也总比把指挥权交给俄国人好，尽管他的资历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