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第2/4页)

的兴奋、沉闷、寂静，反反复复在车厢弥漫。

我，杨洪超，堂堂1米72的男子汉，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是充满了勇往直前、建立奇功、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的。从懂事那天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就是我最伟大最崇高最迫切的理想，也是当时许许多多象我一样一直在受着革命传统教育的纯洁少年为之努力的最大愿望。从读小学到高中，书本里讲的是革命，电影看的是革命，小说里写的是革命，心中的偶像人物就是高玉宝、李向阳、刘胡兰、董存瑞、杨子荣、黄继光、雷锋。常玩的游戏之一就是一只手里提着父亲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做得逼真的木头驳壳枪（那时只有家里有钱有势的小伙伴才能拥有令人羡慕的粗糙的塑料玩具枪），一只手拿着没有颗粒的玉米棒子或是从地上捡起的土块当手榴弹，与伙伴分班“打仗”。还煞有其事的分好敌我，分好官职。记得有一次我一颗“手榴弹”把一个小伙伴的左眼“炸”得红肿，非常生气的父亲一脚踹在我的屁股上，我痛得哇哇大哭，还一边委屈地申辩：“谁叫他是坏人呢？”

到读初中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能得到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哪怕是一顶绿军帽。父亲为了了却我的心愿，不惜跑了十几里山路，到城里找一个从部队复员的亲戚要来一顶。第二天我得意的有些张狂地戴着到学校，结果课间休息时被同学“黑狗”抢去了，于是个头比他小一茬的我生平第一次咬牙切齿直接动手“自卫还击”，以鼻青脸肿的代价并在老师呵斥帮助下夺回帽子，但帽檐已经不在了，为此，让我伤心地哭了两个小时。

后来，高中没考起，县里食品公司招工，我参加了考试。在做生产队会计的父亲提了两只鸡又去找从部队复员的亲戚（他是县里某部门的领导）帮忙周旋以后，考试成绩排列第二十一位（招20个，第一名是残疾兄弟，被“不方便下乡”辞退）的我被录用为食品公司的一名“杀猪匠”。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清晨5点多钟起来参与宰猪，6点半上街摆摊买肉，最多9点左右就结束“战斗”，休息到下午拉猪的车子到，又去帮忙卸猪。这个在现在被人看不起的活计而在当时却是一份让其他人羡慕的流口水的工作，因为那时肉食品供应是食品公司独家经营，吃肉凭票，想吃好肉，多吃一点，可得拉我们的关系。我们也就成为可以挺直腰板在大街上雄赳赳地走路“国家工人”。

但参军的心愿在我心中一直根深蒂固。为了实现梦想，我自己做着准备。早上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改在晚上十一二点去跑步，从书店、邮电局的零售点买来习武的书籍杂志，偷偷一个人修炼武功。因为没有师父，最终没能成为武林高手，三脚猫的功夫不可能行走江湖。唯一的好处就是增强了“人民”（本人）体质。

1978年冬季征兵，我先斩后奏，报了名才回家告诉父母大人，气得脸发青的父亲几次抬起手又放下，母亲流着泪说不出话来。对峙一个无眠之夜后，父亲对倔强的儿子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又无奈的决定：“去吧，好好干！”

这是那个年代做父母的最真实最质朴的嘱咐。我带着这个嘱咐，成为了一名军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闷罐车上

“哎，洪超，你说还要几天，实在受不了啦”，陈勇递上一只烟，挪挪身子，悄悄的问。

“我怎么知道，注意纪律”，我故作一本正经，其实连着几天坐在闷罐车里，放着谁都不会好受。每节车厢装着一个排，不准点灯，不准大声说话。车厢里配备一个用汽油桶改成的尿桶，时间一长，那桶里便散发出不敢恭维的气味。

陈勇和我一年参的军，一起参加新兵训练。现还在一个班，我是班长，他是班副。

我俩的相识相知，那还得从新兵连说起。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是最苦最累的。最怕的就是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