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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卡门的血管比一般人难找，每次打针都变得更加困难，也越来越痛，得试好几次才能成功。卡门将打针看成如爬山般，一次比一次爬得更高。但我每次看到医生这么刺着卡门的手，我的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再有两次，前六次化疗就结束了。然后就有三周不用做化疗，给卡门的身体一个恢复的机会，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还有六次。一想到这个卡门几乎要发疯了。

“如果可以将所有打进我身体的针改成药水该有多好呀。”当我们在做化疗前，每个星期去谢特玛医生那里复诊时卡门说，“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当她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又快忍不住要掉下来了。然后我搀着哭着的卡门进入化疗室，做第五次化疗。

还有七次。

刚才我看到卡门打针的情形后，跑去洗手间哭了。

这太糟糕了，罗丝。我晚点打你电话。

几年来让我惊讶的

活到一百岁我也绝不会忘记的

是你愚弄了我，你欺骗了我

Wim　Sonnefeld；from　Tearoom　tango

（An　evening　with　Wim　Sonneveld；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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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真的有药水。

卡门通过托尼知道的。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卡门去那做放疗，据托尼说正在试验一种口服化疗药物，已经做了几个月了。我不敢相信。

卡门让我给他们打电话。“你的表达能力比我好。”

我打通电话，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证实了托尼的话。

只要范迪安潘太太还是圣卢卡斯医院医生的病人，那么他们就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我说我明白，我会和谢特玛医生联系。

我挂了电话，卡门看着我。

“没错，有一种可以喝的药。”

卡门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想开车去那家该死的医院，抓住谢特玛的手，把每周都刺进卡门手上的那根针刺进谢特玛的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深呼吸。然后我打通圣卢卡斯医院的电话，找谢特玛。她度假去了。

代理医生是泰斯米尔医生。我尽可能平静地向他解释，我的妻子每星期打针太难了，已经引起了重大心理问题，谢特玛医生也知道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允许卡门转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口服治疗。泰斯米尔医生告诉我他帮不了我，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同事的病人这么简单就转交了，说再过一周半谢特玛医生就回来了。

我愤怒到了极点，告诉他，在今天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医生会把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而我妻子的生活质量几乎为零了，因为每周在化疗前几天，她就坐立不安，哭泣不止，因为她无法面对那根导管再插进她身体里。然后我又提起了一件往事，一个宿怨——而且不是不相关的——我说我原本希望医生会有一点人性，因为我妻子最终会这样，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沃尔特斯医生所犯的一个错误，差不多两年前的那个错误。

泰斯米尔医生变得愤怒了，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还说在他看来，此事与目前的讨论毫不相干，他还认为我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极为不正常。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我问他。

“是的。”

“那好。那么到我说了：我不会再与你有什么交往。”我还说他将收到一份言辞激烈的传真，同时我会将副本发送给谢特玛医生和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因为我把妻子的幸福看得比谢特玛该死的假期更重要。

卡门问我们是否该作罢。想都别想！我已经狂怒。我们一直被人鱼肉，任人宰割。

马上，我走过去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