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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波士顿、洛杉矶等东北部城市集中了外向型的人。

大厦情结

金字塔、秦始皇陵、凡尔赛宫、泰姬陵、克里姆林宫：有钱有势的人总是试图借助建筑来让自己永垂不朽、震撼世人、抚慰自己、发表政治宗教宣言。建筑不仅是艺术，它还是一种交流形式，甚至是一种宣传工具。寺庙、教堂和皇宫都是在展示威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建筑的这种功能不只存在于封建社会，被启蒙过的现代社会仍然有。建筑对建筑师来说就是目的，但它总是建筑师的雇主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有时好像世界上只有30位建筑师，一个永远在倒时差的马戏团，穿插跑动，接到同一个竞标邀请。这些人都有超凡的能力，委托了任意一位你都可以很自信，没人会笑话你”。

德扬？苏德吉是英国《观察家报》的建筑评论作者，他在厚厚的《大厦情结》一书中探讨这一明显而又隐秘的现象，让人们深入思考建筑、政治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渴望、经济实力以及对成就和雄心的自我陶醉。他检视了20世纪历史上专制者、各色大亨和民选总统的建筑梦想，解构了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的象征意义，重新思考了布莱尔关注下的伦敦千禧穹顶和纽约世贸遗址“归零地”之争。

另外，苏德吉还评论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师。他回顾了很多著名设计师受雇于一些不名誉的雇主的历史。艾伯特？斯佩尔和密斯？凡？德？罗都曾准备为希特勒效劳，唯一不同的只是斯佩尔为实现他的主子的建筑野心而全身心地投入，密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建筑上没有做出让步。

对这些史实作评论时，苏德吉得出结论说；“跟自由民主的领导者相比，独裁者、自我中心主义者和偏执狂给建筑师提供了更多的做出重要作品的机会”。这个结论完全没有说服力：民主国家也上大项目，丹麦建筑师乌特松的悉尼歌剧院，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该书最有趣的章节，苏德吉回顾了一些独裁者的建筑规划。希特勒本人曾经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跟斯佩尔一道充分地将建筑用作宣传工具，美化他的统治、威吓震慑他的统治对象。他的总理府异常宏大，大厅高30英尺，门廊高17英尺。计划在柏林建一幢高305米，可以容纳18万人的大厦。1939年3月14日，捷克元首哈查被引入希特勒4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哈查心脏病发作，身体虚弱的他签订了将捷克交予德国的协议。

新德国的领导人想好了要清除东德的痕迹，将清除希特勒的柏林放在了第二位。专制统治的建筑遗产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难题。苏德吉写道：“直到今天意大利仍有很多日益残败的建筑，不少建筑水准都很高，是法西斯盖起来当党部用的。战后的政府予以充公，但是没人知道该如何加以处置。全部推翻有点浪费，且有洗刷历史之嫌，重建又像是要回复他们的建设者的统治。”

Slate的建筑评论作者Witold在评论该书时说，苏德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有钱有权的人来说，宏伟的建筑往往是失败的标志。个人和组织往往在衰微的时候开始搞建筑。1968年，英国历史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在他的畅销书《帕金森定律》中记录了很多他对商业管理的错误做法的观察，他还提到了建筑，他说建筑是公司健康与否的气压计。“在令人兴奋的发现层出不穷、不断进步的时期，没有时间去规划完美的总部。这一时机来得比较晚，要在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完成之后。我们知道，完美是终结，终结就是死亡。”帕金森提供了几个历史事例。圣彼得教堂是在教皇陷入世俗事务、失去了很多道德权威之后兴建的；路易十四是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几十年、权力开始衰落的时候开始修建凡尔赛宫的；印度总督搬入新德里的新皇宫之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