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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杀一千次不为枉杀的，那就是男的做汉奸，女的与人通奸。汉武帝好大喜功，早将此战视为大汉朝的尊严，司马迁不知趣竟为败军叛将说话，冒犯了龙颜。结果可以想象。天汉三年（前98年），传闻李陵带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草率的将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诛杀。司马迁也被处于宫刑，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一样被阉割，失去了男人之根本。

宫刑不仅是从肉体上摧残人，更是从精神的污辱人。身受极刑的司马迁痛不欲生。这一点从他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可以看出：“士可杀不可辱”，读书人的心高气傲使他不止一次像哈姆雷特王子那样反复质询自己“生存，还是毁灭”？他身陷囹圄，如参禅苦僧，最终参透了生死大义：“人固有一死，死或者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现在一死，虽然摆脱世人的嘲笑和君王的戏弄？但是毕竟是屈辱死去。他选择了忍辱含垢，苟且偷生，去完成他一生的夙愿，不，这不仅是自己还是司马家族的夙愿，更是给一个时代的交待，“为往圣继绝学”，完成史家的责任！

他要活下去，而且死也要“死而不朽”。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左传&amp；#8226；襄公&amp；#8226；二十四年》），这是千古以来人们认为可以达到“死而不朽”的三种方式，司马迁希望通过“立言”来实现自己乃至整个司马家族的不朽。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已是五十“知天命”的年纪。也许是汉武帝在处理李陵这事上过于草率而有悔意，在处理司马迁因言得祸的事上过于苛刻而有歉意，让司马迁出狱后担任中书令。这中书令不是食禄六百石的小官了，而是属于“尊宠任职”。中书令是负责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密奏“封事”（奏陈秘密事项），责任重要，在西汉都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司马迁兼任此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他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所以也难怪任少卿会写信给司马迁，要求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然而，此时的司马迁早已看透朝政，淡泊名利，心中唯有一念，专心致志写好《史记》。

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完成了煌煌巨著《史记》，这不是秦失天下以来的汉史，而是上下三千的通史，文130篇，字52万6千5百。

也许是因呕心沥血而心力交瘁，也许是历史使命完成，人生得以圆满，《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已是灯枯油尽。他让伴在身边的女儿司马英另抄了一份《史记》，作为“副本”留在长安，交给汉武帝审查；将原稿作为“正本”藏之于名山。这名山就是“华山脚下”司马英的婆家。征和三年（前90年），心不再有憾的司马迁安然死去。

面对司马迁呈上来的《史记》，汉武帝内心是矛盾的。汉武帝知道这个让他摧残失去男人之身、让一部《史记》掏空了身体的人会怎样评价自己。司马迁身为近臣太史令兼任中书令，汉武帝许多不光彩的事都发生他的眼皮底下；再则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获罪，是汉武帝给了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于朝，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下；于史，汉武帝则在司马迁笔下。司马迁是那个唯一能与汉武帝取得平等对话的臣下。汉武帝敬重这个臣下，但又畏惧这个臣下。汉武帝看到《史记》，用了三年时间去回味一生的功过是非，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了《罪己诏》，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后元二年（前87年）也就司马迁死的第三年，汉武帝带着司马迁对他的评价，也寿终正寝。那本送给汉武帝的“副本”不知所终，或许伴随汉武帝长眠去了。所幸司马迁多留了一个心眼，将《史记》正本藏之于名山，二十年后，司马英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