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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的封建道统。程朱理学在那时盛行，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可以说，李贽的横空出世，宣告了这一传统清算的开始。这正是李贽的时代意义。

然而，传统不是轻易可以挑战的。它维护了封建帝国几千年的生命，如果放弃，则王朝的安全受到威胁。对传统的维持与完善的责任是口口声声“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历来在政治上充当政府中的官员，在经济上又往往是中产阶级的地主，因而是这传统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儒家思想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之外，再也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因此，李贽所对抗的并不是几个零碎的论敌，而是整个社会以及衍延几千年的道统。

因而李贽的自杀是被这个封建社会谋杀的。

李贽最终被捕入狱，并不在于他行为不检点，而致命的是他写出直接危及统治根基并已在民间流传的“惑世诬民”的著作。

1588年，李贽与之相濡以沫的妻子不幸谢世。孑然一身的他，突然觉得一切束缚尽去，越来越不老实，竟如老衲顿悟，认为以前五十余年活着如“犬”，如今要做回“人”。正是感于此，他剃度为僧，表示与鄙俗断绝，不与一般人见识。也是这以后，他写了许多叛经离道的著作。

那么，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著作精髓是什么？质而言之，是让人成为“人”，而不是“犬”。中国的皇权统治者，总想让“民”好生听从使唤，而自称为“牧民”，把“民”驯化成为只会说话更会听话的“牲畜”。而且说，这就是“道”，“道不变，则天不变”。对于驯化的“牲畜”，采取区别对待，其中死心塌地想做奴才的，给予奖励；不甘为奴起来反抗的觉醒者，实行*。统治者的*觉醒者往往是借“民”之口而除之后快。李贽的收捕，同样逃不出这个宿命。

李贽的学说让人成为“人”，让人复活，这在中国思想界的意义其实如同西方思想界的尼采。尼采让代表西方传统的“上帝”死去，从而让“人”活起来，把人的自我的价值提升。李贽同样也让“人”活起来，为此他必须去掉“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孔孟之道，从而呼唤人的理性觉醒、促成人性的自由发展，成为无拘无束的人，做真人真事。

李贽认为，孔孟之道已经过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求他们战战兢兢，克己复礼，符合“三纲五常”，做孝子忠臣，尽奴才的本分，从来不需要“个人”的声音，质而言之，孔孟之道的主要精髓就是让人们达到“无我”的境界。这是一种人性的摧残。而作为统治阶级，孔孟之道已经演变为他们欺世盗名的借口（工具）。他们皆以正道为天下己任，扛着圣教招牌，文其伪，售其奸，谋其私。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李贽如此颠覆孔孟之道，就撕裂了它的神秘面纱，间接地实现了圣人凡人皆是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就没有必要拿孔孟作为偶像。他提出了真正之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打倒偶像，颠覆传统的同时，还提出了男女应该平等起来。“大道不分男女”，性别的差异并不能说明见识的长短，女性追求个人幸福以及基于真情的社会交往都是值得提倡的。并且说，武则天是一个“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这些观念的提出，对于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

这样大放厥词，统治者岂能善罢干休？必先除之而后快。可悲的是，充当刽子手恰恰是代表社会清流的东林党人。李贽在狱中，或许大梦初醒，他所反抗的不是几个论敌，而是经过几千年巩固下来的传统硬壳，东林党也正是维护这个硬壳的中坚。他这样做，无异于以鸡蛋碰石头。他最后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便可窥见他的无奈、悲怆。